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使职设置与唐代地方行政级制的演变

唐地方行政级制伴随着一系列使职的设置与发挥作用而发展演变.初唐在正常官制之外临时差遣巡察、安抚等特使,对两级行政制带来的问题进行补救;玄宗时按道广置采访等使,使职已具有较广泛具体的行政实权;中晚唐节度、观察等使常设化、固定化,道(方镇)成为实际一级行政机构,地方行政二级制演变为三级制.     

北魏后期行台僚佐考略

北魏后期,北魏国家在军事行动中大量地设置了行台。这些行台负有征讨、驻戍和出使等不同的职责,行台的机构设置是模仿中台的,行台既有长官,也有僚佐。实际上,行台僚佐是行台长官从事各种活动的辅佐,在行台的军事行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即对北魏后期行台僚长官和僚佐的设置、选任及行台僚佐与长官的关系做了详细考察。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北魏四部尚书释疑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四部尚书是内朝官中内行尚书的一种,作为一种荣誉封号,主要授予有军功之人。四部尚书中的“四部”是一个带有鲜卑色彩的语汇,不可附会为汉语并将其理解为北魏某种地方行政体制。“四部”确为何意已不重要,仅以“尚书”代表任职者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并直接受君主差遣。拓跋焘时期设立了大量如四部尚书这样“名”与“义”不符的内行尚书,这是拓跋焘勤于战事,奖励、储备和直接调用军事人才的需要。将诸多以事功见长的人才提拔、充实到内朝官中,逐渐打破北魏以诸部大人子弟构成、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内朝官结构,这样的选人用人机制既结合了自身的传统又具有制度创新的特质,为孝文帝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给宋代“鞫谳分司”制度以定位——“听”“断”从合一到分立的体制演化

唐、金、宋法令,把“听”“断”作为刑事审判的两个过程、两个环节加以区分;宋初编书,也将“听讼”“决狱”分别编排,构成了宋代“鞫谳分司”的制度基础与观念基础.“鞫谳分司”发端于地方州府新设的司理参军掌狱讼勘鞫,扩展至录事参军介入鞫狱;与唐制相比,原司法参军“鞫狱定刑”的职掌被分割,仅剩“议法断刑”.“鞫谳分司”的进一步发展是,大理寺、御史台、户部等中央机构皆行“鞫谳分司”制,其中大理寺尤为典型;且其职掌分化依托机构分立,更形体制机制化.     

北魏南北尚书制度考

南北尚书制度是太武帝统一北方后,为适应新的统治需要由南北大人制转化而来.南北尚书职权广泛、 位高任重,是北魏前期最重要的职官制度之一.南北尚书曹不是胡汉分治机构,分置南、 北二部尚书体现了北魏对国内两大异质文化生态区域的重视.太和年间,随着北魏由二元型政治体制向封建国家转型的完成,南北尚书制度失去了存在意义,于是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的官制改革中被罢废.     

辽朝的地方制度建设与机构设置

辽朝的地方制度建设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辽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辽朝十分注重地方制度建设,发挥地方组织的职能,依据地方特性,突出地方优势.在地方机构设置上,不断进行改革,使其布局合理,各得其宜.地方机构军事职能的逐渐弱化,部族制、宫卫制、州县制的分治与结合等都是其演变的特点.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围绕皇权进行的朝廷内部斗争一直不断,但地方势力并没有因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而与中央抗衡或反叛,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地方制度的实际效果.     

明清时期道的分类及其功能演变——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视角

从探寻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道制进行考察,可以将明清时期的道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事务性的道,一是在一省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分巡、分守、兵备道.后者是行政督察专员区制度的直接来源,其设置于明代,旨在加强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清代,巡、守、兵备道设置趋于合一,由功能单一的机构向集民、财、军及其他各种专项职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转变,民国时期固定为省县之间的地方层级.从制度承袭的角度来讲,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直承民国时期道的建制;从运行机制与性质职能角度来讲.则与明清时期的道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     

赫连氏夏政权职官制度考论

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颇有建树,体现在官制方面,就是建立了一套"胡汉杂糅"、新旧并用的职官制度。赫连夏的中央官制构成中,既继承和保留了三公制、司隶校尉等两汉旧制的因素,也有对三省制等魏晋新制的吸收和利用,诸如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御史台等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在夏政权的中央官制中都有所反映。赫连夏的中央官制中,还有一套与魏晋武官制度相似度较高的中央武官系统。除中央官制外,赫连夏并不算完善的地方职官系统则呈现新旧杂糅的特征,但无论是称为州牧,还是称为刺史,赫连夏的地方长官均非虚设,而是有其实际管辖权限。     

二级制: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的基调

从汉代开始,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就一直面临着管理幅度过大的问题,对此,中央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在中央与最高地方行政层级之间设立派出机构,并极力阻止其向地方行政层级转化。汉唐极力将州、道限定为监察机构,宋代的路始终维持派出机构性质,元明清时期的省则为半地方性质。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的基调、主调是二级制,而不是三级制。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代知县、县令的职能

作为县一级的地方行政首脑,知县、县令的职能涉及一县的军政、民政、行政、财政、司法等多方面,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稳定地方统治秩序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宋代过于强化中央集权,知县、县令位卑责重而权限小,任用制度方面又存在某些弊端,以致地方吏治腐败,民众痛苦加深.     

匈奴政权右贤王制度探析

右贤王是匈奴政权中的一个职官,是其最大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四大国之一的封王.就右贤王的继承制、地位、权力及主要组织机构、驻牧地区的变化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可以对右贤王制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从匈奴政权建立始,右贤王的线索可以延至魏晋时期.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高州市政府机构改革调查报告

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进行到市县乡一级地方人民政府 ,本文通过对高州市政府机构改革情况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从政府职能、机构设置、人员分流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探讨地方政府改革中的问题 ,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论行政协助的协议化——跨区域行政执法的视角

囿于行政权的区域性配置,跨区域行政任务需要借助行政协助来实现.在我国相关立法未臻完善的背景下,行政协助往往因缺乏制度的保障而流于松散、临时或不稳定;加之地方利益分立化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其制度功能的发挥备受制肘.行政协议作为行政主体之间的契约制度,导入到行政协助中,以约定义务替代飘忽的法定义务来约束行政协助当事人,最大限度地促使行政协助发挥作用,还原制度的应有功能.当然,作为职权行为,行政协助协议化的适法性亦需关注与论证;而协议化效果的实现则需要依赖区域法制协调的系统化.     

清康熙六年后守巡道性质探析

清代重建分守道、分巡道体系后,守巡道员在法律上属于省行政机构官员群体中的一部分,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政机构和行政层级,因此是省行政机构的派出官员,它的管理区域属于监察区.乾隆年间设立的归绥道,与归化、绥远两个理事同知厅一起,形成了兼具道、府双重职能的特殊型行政区划,是传统道制的一个变异.宣统元年按照新制设立的黑龙江省的三个道,拥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初步完成了从监察区向行政区的转变,成为地方行政区划.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兴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蔡元培、李烤瀛等组成教育行政委员会。鉴于北洋政府统治下教育的悲惨命运，蔡元培等为避免教育行政形同虚设，乃提议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大学区为地方最高学术机构及教育行政管ilo机构，获通过。1927年6月27日正式实施。这就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出现的规模最大，同时又是昙花一现的教育行政改革。一、大学院制的实施1927年4月27日，蔡元培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随即与李石曾等提议组织。t华民国大学院为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蔡元增倡导人学院＊，其动机在于使…     

楚国地方基层行政机构探讨

包山楚墓竹简的出土,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楚国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过去我们知道的有里、社、州、乡等。下面先说“里”。“里”是楚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关于里的情况,很早就见于史籍记载中,《尚书·酒诰》云“越百姓,里居”;《逸周书·商誓》云     

政府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的异化与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早期托自治虚名,后以保甲为实,到1940年代融合自治与保甲的新县制实施后,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成型。机构职能混乱,行政人员浮收摊派,过度动员造成政府对地方资源竭泽而渔,民意机构未能有效整合地方社会,基层社会失控。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在政府职能构建中进退失据,从统治型行政到管理型行政转型时期,制度变革没有适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需求,忽视了来自传统的内生性力量的作用,法治未能确立,现代行政精神缺失,导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发生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