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明外交中的“佛郎机情结”

明人"佛郎机情结"是中国传统外交模式遭遇葡萄牙人强力挑战、西方商业殖民势力长期租住中国领土行将造成尾大之势以后,晚明朝野对佛郎机问题敏感、困惑、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它因对葡外交之伤痛经验和传统华夷观念的双重作用而产生,突出表现在对佛郎机问题无法释怀、不断检讨对葡政策的成败得失以及借"佛郎机故事"警示对欧外交等方面。晚明"佛郎机情结"不仅左右着明代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推进。     

明清时期对外认识中的"佛郎机现象"

"佛郎机现象"是明清时期中国中心观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源于中国地理知识的陈旧,兴于中国文化观念的保守,主要表现为排斥或漠视新航路开辟后来华的欧洲国家.在欧洲势力不断向世界推进之时,"佛郎机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     

李自成宁武关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

明末宁武关之战,是李自成统率百万农民军由西安直至北京,与明王朝间规模最大最惨烈最关键的一场殊死战。广考文献并核以野外考察,可知是役主战场攻守态势,系农民军由城东,即当今宁武火车站外、半沟村西等两高地发射火炮,率先轰塌东门,大军蜂拥入城,战役遂告结束。是役攻守双方兵力为五十万对五六千;克关时间为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历史考古的新观点（之三） 木石复合兵器——投石索、投石器、投石机

在跨越百万年、几乎遍及世界的木-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小不一的石球。木-石器时代中期,狩猎技术出现飞跃,主要表现在远距离投射的弓矢、标枪等发明。弓矢遗物大量出土,已得到历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石球＂的使用形态和结构功能,迄今尚留下许多疑团。由于投掷石球的木质器械（绳索、木架等）易腐朽,目前难以见到史前的实物;但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资料可以给我们启示,至今一些原始部落还在使用投掷石球的木石复合工具——投石索（Bolas）、投石器（Sling）等。投石索在木质绳索两端拴上石球,有单球、双球及多球投石索之分;这些是直接利用人的体力动能抛掷石头的器械类型;后来发展出了依靠重力势能或者弹性材料的弹性势能,来抛掷石头的大型木石复合武器——投石机（Catapult）,这是远古遍及华夏及西亚、古波斯、古希腊罗马的一种攻城武器,中文又称为＂石砲＂（）,可同时投掷单枚或多枚破坏性重物,如巨石等。投石机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直接促成了后世热兵器——火炮的产生。而最初火炮使用的铁制弹丸,仍然是球形,这与原始人的石球,力学性质一样。投石索、投石器、投石机等最早的使用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确定。     

“甘酒石”

“甘酒石”又名“甘州石”。 这块巨石,南北长八米,东西宽五米,高三点四二米。它座落在河西走廊的咽喉——古浪峡内。峡之西口距古浪县城约八华里,这段峡长约十二华里。峡东为铁柜山,西为铁路崖山;两山平行对峙,巍峨高耸;古浪河由东向西而去,水流湍急,气势雄伟。 古浪峡地势险要,在军事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为历代岳家所争之地,当地群众称为“虎狼关”。“甘酒石”就卧在入峡六华里处一块较为平坦的台地上。 这块全县人民家喻户晓的巨石,是古浪县的一大盛景,被列为县级保护的文物。     

10—13世纪辽朝与高丽、日本水路交通考述

10世纪初,辽王朝雄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长期以来,这个盛大的北方草原王朝一直被定位为草原型的内陆帝国,而忽视了它的濒海特点。在辽朝立国期间,曾经拥有南起天津海河入海口,北至古代乌第河海口之间长达万余公里的海岸线。当辽之际,辽王朝区域内的海事活动构成了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辽朝与朝鲜半岛、日本的航海交通便是其中的重要体现。     

“南澳”小识

<正> 南澳,所指通常即为南澳岛。它位于饶平县西南二百里的海中,“形如笔架,周二百余里”,“其山四面蔽风,大潭居中,可以藏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南澳从明末起,成为海盗或走私集团的巢穴和主要据点。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南澳”所指渐有他解。郭柴《粤大记》卷九《丁以忠传》记: 时佛郎机违禁潜往南澳,海道副使汪柏怂恿之。以忠曰:此必为东粤他日忧,盍慎思之。     

海德格尔哲学的“真理”概念

海德格尔所追问的真理既不是高山仰止的神秘事物,也不是一朝掌握就永恒不变的绝对.长久以来被我们理解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是停留在存在者层面的真理.它固然也是真理,却不是最原始的真理,它是原始真理所展开的一面,它的清晰和确定意味着原始真理当中另一些东西的未被领会.     

“易堂九子”散文流派论

“易堂九子”是指清初隐居于翠微峰(今江西宁都县城西北十五华里处)的九位学人,即魏祥、魏禧、魏礼三兄弟及彭士望、丘维屏、林时益、李腾蛟、曾灿、彭任。他们在山上讲《易》论学、论文,并以文会友,结交天下学人文士,几五十年,以“易”名其堂,于是世称“易堂九子”。 易堂九子名世迄今已三百余年。当时他们虽讲“易”论文,但主要仍以文名。他们以其卓越的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深深影响后世,被桐城派、阳湖派散文家推崇为渊源。但是,自近代以来,论者一般都以哲学名九子,而对其文学成就则多有忽视,更未将它视作散文流派,这显然是     

《四库全书总目》对本朝诗歌的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对本朝80年间的诗作进行了有所限定的批评。回到清代诗歌创作的历史事实中可以发现,尽管《四库全书总目》所倡导的批评理念是公正的,然而,它对本朝的诗歌批评并没有完全做到开明与通达。它批评本朝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批评标准、批评形态和诗学观,对于建设当代诗学的理论构架不无裨益。     

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制炮技术研究

制炮技术包括材质、设备和工艺三大方面。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铁炮材质以白口铸铁为主,此对制造技术和质量影响很大;处在封建手工生产方式主宰下的清朝火器界主要用泥模铸炮法铸造火炮,生产效率低,加工精度不高;复合金属炮的制造方法未得到广泛推行,早于欧洲的铁模铸炮技术限于部分新铸的铁炮使用。技术与社会两方面原因导致了清朝制炮技术与英国等西方列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丁戊奇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

光绪初年的华北久旱,以其大范围的蔓延和长时间的连续造成北中国触目惊心的饥饿、时疫、死亡和流亡.在农业经济的中国,荒政曾是国之大政.但时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刚刚过去,国库空虚,地方的仓储也空虚.因此,以荒政为家法和旧轨,则国家不能不主持赈济;而巨祲交逢衰世,朝廷和地方又都没有足够的物力施行赈济.与这种深深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内廷焦灼,州县竭蹶,旱境里的灾民因饥饿而死,办赈务的官员因劳瘁而死.焦灼和竭蹶,饥饿而死和劳瘁而死,既写照了天灾下的社会相,也写照了儒学民本主义在衰世里的最后一点余晖.而在国家权力之外,"南省"工商社会和西教教会各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入华北助赈,又显示了19世纪后期的世事变迁,荒政亦变迁.     

晋东南炎帝史迹及其对华夏文明探源的意义

传统认为炎帝起源于陕西,然而在西汉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相反,在先秦记载中,炎帝族的活动却集中于山西晋东南太行、太岳之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行、太岳之间,至今遍布着与炎帝有关的传说和习俗。从地理生态环境考察,此地亦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而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亦是最佳的文明孵化场。因而先秦文献及今民间关于炎帝在晋东南活动的记载与传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农业是文明之母,因此晋东南炎帝的传说与祭拜,对于华夏文明探源工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谈战后日本的三次“教科书攻击”及其原因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发动了极其残暴的侵略战争,而且战后仍坚持所谓的“皇国史观”①,否认战争罪行,修改、篡改许多重要的侵略史实。本文论述了战后日本进行的三次大的“教科书攻击”②,进而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现实等几个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中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的形成时间试探

农忙止讼是我国古代一项富有特色的重要制度,郑显文先生对之进行了积极的开拓性研究,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就郑先生的论证方法和史料运用来看,其观点则尚不能令人信服。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六月的《劝农诏》和日本《养老令》的成书时间来看,我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的形成时间应该早于开元六年(718年)甚至可能早于唐朝。今天学界复原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中有农忙止讼的规定,但不能因此就误认为农忙止讼制度首创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     

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

汉文帝三年有太原之行。此行涉及和匈奴的关系,体现了代-太原地方特殊的军事地理地位。汉文帝在太原的表现,又有仿效汉高祖刘邦回乡的迹象。相关记载对于汉代交通史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汉明帝与东汉的文化发展——兼论汉明帝时期的中外交流

在东汉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汉明帝的作用不可忽视。汉明帝重视文化建设,注意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明帝也极为重视对外交流。他致力于重开西域,并通过积极的措施稳固与西域的联系。佛教的东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实现。如此一来,东汉文化就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关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我国自古即有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尧舜时代的"五教"、秦汉至明清的"三纲五常"、民国时期的礼义廉耻,是我国历史上三个时代构建的三种核心价值观。鉴古而知今。我们今天不能任由核心价值观卤莽灭裂,舍弃不顾。当代中国价值观多元并存。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必须以社会主义文化、外来欧美文化、本土固有文化为思想资源。古今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古时丹"不可;中外社会不同,"药方只贩外国丹"亦不可。我们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未来发展,以国情民意为基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为取材对象,构建自由、民主、公正、诚信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