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尔斯基与中共“一大”

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员中有一位是俄国人,多年来,这位俄国人始终困惑不少国内外的中共党史专家,他是作为哪个组织的代表被派来出席“一大”的？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如何？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新探

一、国共“党内合作”形成的不可选择性国共“党内合作”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要客观地分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过程,就不难断定它的形成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中共“一大”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找到孙中山商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当时,孙中山表示,中国革命只能有一面旗帜,革命力量应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只能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反对党外联盟与平等合作的背景下,马林依据自己以往的经历,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坚决反对马林的此项主…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36年,陈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说:“那时他(指陈独秀)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后来大都沿用这一说法。王其彦在《齐鲁学刊》1991年第四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指出,上述说法并未讲清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作者引用包惠僧的回忆说,陈独秀当时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借口正在筹建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不能脱身,派陈公博、包惠僧前去参加。据此,作者分析了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由马林等外国人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因为陈独秀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发起和领导者,北京、武汉、长沙、济     

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和领导制度,但以下三点说明中共“一大”并未立即接受这个制度。一、在“一大”所形成的所有文件中,只字未提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建党,是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的原则之一,指导并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早期领袖们对此都是谙熟于心的,理应反映在有关文件中,但事实却相反,说明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二、在“二大”前夕,陈独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明确提出准备在将来“厉行中央集权制”。在中共早年…     

故地寻访／文献索引——故地寻访／文献索引／书刊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来说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如此,中共“一大”一直是学术界研究讨论的热点,其主要围绕“一大”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一大”开闭幕日期、“一大”代表及相关人物、“一大”的历史意义等问题而展开。在此,梳理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文献,摘编权威报刊、图书关于中共“一大”的评论,以飨读者。     

故地寻访/源头概貌——故地寻访／源头概貌／上海及其辖下的卢湾

上海卢湾与浙江嘉兴作为中共“一大”开幕和闭幕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此，概述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其区域内主要的红色旅游景点，供检索参考。     

对于中共“一大”纲领性质的认定

对于中共“一大”纲领性质的认定 ,从来就有分歧 ,主要有“纲领”、“章程”和“党纲”三种看法。本文认为“章程说”比较科学 ,但支持证据尚不充分。有鉴于此 ,作者对中共“一大”纲领的体例和实际内容作出具体分析考证 ,以进一步支持“章程说”。     

“一大”会址沐风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纪实

张建伟（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办公室副主任） 这是一幢具有20世纪20年代上海民居风格的石库门楼房,青色砖瓦,乌漆大门上一对黄铜吊环,拱形的石雕门框质朴厚重,在晨光中映出平静的剪影。这幢看似平常的石库门楼房却将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恒久凝固。革命的星星之火,自这里点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的梦想也从此起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简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纪念、管理和宣传机构,致力于在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特有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至今仍坚定地视其为根本的 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历来的党史和党建著作或认定或回避中共从“一大”开始就采用了民主集中 制。本文以史实为依据，经多侧面辨析考证证实：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

关于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问题,目前还有不同看法。邵维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中(《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以下简称“邵文”),认为“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出席者”。刘培琼、吴恩壮写的《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广州代表》一文(《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吴文”),认为包惠僧“很有可能是陈独秀……指派他以党员个人身份参加‘一大’”。宫玉书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     

中共“一大”纲领第十一条是民主集中制

中共“一大”纲领第十一条是民主集中制管怀伦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一大于上海召开。会上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文字甚简，条理不繁，却在第十一条处留下一个至今未解的历史之谜。要最终揭示真正的谜底，固然需待一大纲领原件重新面世，但在此之前，运用诸如...     

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广东代表

包惠僧是否中共“一大”代表,目前还有纷歧意见,特别是有的文章更肯定“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从参加“一大”的代表的回忆来看是否定的。毛泽东、董必武同志虽一度认为包惠僧是“一大”的代表,但后来的回忆都作了更正。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讲话中列举的“一大”代表便没有了包惠僧。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答来访者说;“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我们不应只以毛泽东、董必武过去曾说过包惠僧是“一大”代表的话,便断定包惠僧是“一大”代表,而不注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更正了的话。毛泽东、董必武后来的更正,决不应看作是前后记忆上的差错,而应该认为是根据事实予以改正的。这只要我们列举下列一些人的话就足资证明。     

景廷宾起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20 0 2年 10月 2 2日至 2 3日 ,由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河北省社科联、中共邢台市委、邢台市政府主办 ,中共邢台市委宣传部、邢台市社科联、中共广宗县委、广宗县政府承办的“景廷宾起义 10 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上海、北京、天津、福建等省市的学者 6 0余人 ,会议收到论文4 0多篇 ,与会学者围绕有关“景廷宾起义”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现将这方面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景廷宾起义评价。刘学照利用上海报刊微缩胶卷和影印资料 ,分析了《申报》、《中外日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经过

1920年6月,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创立了党组织之后,陈独秀在给北京党组织的信中,曾提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1921年1月,魏金斯基回国向共产国际汇报,路经北京,与北京支部成员座谈时,也表示希望从速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没有提出具体意见。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出的新任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到达上海。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代理书记     

南湖岸边党旗飘——南湖革命纪念馆纪实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这是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1964年重访南湖时的题诗。嘉兴南湖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著名的江南旅游胜地，更是中国革命扬帆起航的地方。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受法租界巡捕袭扰而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在一艘游船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早期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始末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访晤了孙中山,得出了应该实行国共合作的结论。他去北京向苏俄第一个驻中国使团团长巴意凯斯汇报工作后,便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对此完全赞成。     

何叔衡是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

本文对何叔衡是不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他是不是提前退出了会议回了湖南，他是不是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且又无工作表现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以求辩明是非。     

建国前后上海工人工薪与生活状况之考察

抗战爆发前,上海工人薪金收入大多数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抗战爆发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实行“胜利加薪”,上海工人的工资收入有过短暂的上调, 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上海工人又陷入了饥饿或半饥饿的生活状态。建国初,中共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上海工人的生活状况较建国前有明显地改善和提高。从抗战及内战时期走过来的上海工人,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生活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和拥护中共的政策。     

邓伟志：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五个坚持”，归纳起来是要我们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在当前主要是解决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请看，“五个统筹”中，大部分讲的是社会。如此重视“经济社会协调”，是在科学发展观上的一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