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李方膺及其雍正本《乐安县志》

李方膺主持编纂的《乐安县志》是乐安县志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也是山东名志之一。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藏雍正本《乐安县志》为研究对象,对志书的作者、版本、编纂过程和价值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李方膺不仅绘画成就突出,在政治和方志编纂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方膺在《乐安县志》的编纂过程中多有创新,体例上采用了纲目体,内容上注重史料和考证。《乐安县志》具有重要的史学、文献和思想价值,为后世志书编纂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宁夏(民国)《豫旺县志》辨伪

传世的1925年朱恩昭修纂6卷本《豫旺县志》一直被学界当做宁夏同心县重要的地方文献在利用.实际上,这部旧志是撮抄之作.编纂者直接把(民国)《朔方道志》中与同心县前身镇戎县有关的内容撮抄出来,参考《朔方道志》的体例,再杂以(光绪)《平远县志》的部分内容,汇集为一编,取名《豫旺县志》行世.《中国方志丛书》《宁夏地方志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宁夏府县志辑》等丛书都影印出版了这部志书,客观上扩大了它的影响.该志对于研究同心县史志具有一定价值.     

民国时期四种稀见吉林地方志考释

从县志的著录与收藏、修纂者考、内容考三方面入手,针对馆藏[民国]《长春县志》、[民国]《农安县志》、[民国]《延吉县志》、[民国]《辉南县志》这四种民国时期稀见吉林地方志进行考释研究,目的是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地方文献活起来、利用起来,让地方文献造福一方。     

黄炎培:现代方志学的一代宗师

黄炎培主编的《川沙县志》以其对旧方志的一系列改造和对新方志的创造,掀开了中国方志学史上崭新的一页,从而奠定了黄炎培现代方志学的　　一代宗师的地位。     

《清远县志》所收词作及改词现象考论

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所收词作九首,作者均题为明代清远县官员。其中,前五首与《文溪集》中的基本相同,据《清远县志》与《文溪集》的文献版本年代的比较、词作的内外文献互证及两者之间的文本差异,确定县志中的前五首词源于南宋李昴英的《文溪集》,后四首为明词。方志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满足方志编纂的体例、内容的要求,编纂者故意抄袭某些文本,对原作的小题、正文进行删改,以符合县志的选词标准。而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也未加考订,导致错误接连出现在四种《清远县志》之中。     

浅析清末民初东台县礼俗变迁

民国时期,东台县的礼俗内容产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被东台县的地方士人袁承业记述在民国十年所编纂的《东台县志》中。从嘉庆二十二年周右所编纂的《东台县志》到民国十年袁承业撰写的《东台县志》,两部县志相隔百年,国家也从清朝进入民国,“袁志”中礼俗的内容在形式上发生新变化,但却与“旧志”所蕴含的秩序意识一脉相承,而作为参与县志修纂的地方士人,仍然寄希望利用这种传承百年的秩序意识去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而这种“新旧交融”的现象亦是民国初年社会变革的缩影。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简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民国《西昌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是凉山地区重要的地方旧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清末的几部志书《西昌县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该志在地理、食货、产业、政制、教育等志下均有新类目出现,志书体裁和门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体现实用性。此外,民国《西 昌县志》更设“武备志”“兵寇志”“夷族志”,这与西昌所处地理与政治环境相关,也与修志者对于战争、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有 关。由此反映出民国《西昌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真实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西昌社会经济 状况和社会历史变迁,是研究西昌以及凉山彝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公元317年到1911年金华自然灾害概说

查阅金华旧方志的《五行》或《灾异》等门目,看到过去金华辖境内,因天气和气侯的急剧变化,发生过多种自然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土地和公共设施带来极大的破坏。最早记载金华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是东晋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的饥荒,最晚是民国七年(1918年)的时疫。如果把上自东晋、下延清宣统三年作金华自然灾害的考察范围,除民国《汤溪县志》外,其他府、县     

刘赞廷《恩达县图志》的编纂、版本流传及史学价值

作为刘赞廷所编纂的西藏地区首批县志之一，《恩达县图志》自编纂成稿以来，多次被整理与刊印。其记录了乾隆十一年至民国元年恩达县的自然与社会面貌，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其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所记内容较为客观真实，民族地域特色鲜明，表现手法独特，体现了编纂者以民为本的修志观，在方志目录学、历史文献学以及藏学研究中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制订《新编地方志索引标准》的可行性分析及技术性建议

第二轮修志工程已经启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关于地方志书质量的规定》,明确把索引纳入地方志体例,要求新编方志必须编制索引。而目前我国还缺乏地方志索引标准,这势必给方志索引编制工作造成无规范可依的窘境。因此,制订《新编地方志索引标准》提上议事日程。文章从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出发,对制订标准进行可行性分析。文章最后还就标准内容提出一些技术性建议。     

《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订补

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下简称《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我国41家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七千多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然美玉亦偶有微瑕,《综录》也难免有万一之误。文章仅就笔者所见,略作考证。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著辑要

本文除简要阐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收录范围、著录项目和分析其特点外，、并统计该目录已收录的各类地方志；对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有所交代，以便日后继续补充和修改。     

论寿鹏飞的修志思想

寿鹏飞是民国时期公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名家,主纂河北《易县志》等,著有《方志通义》和《方志本义管窥》,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了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特色的方志理论——志义说,衍生出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义重于例、因义选材、因义生例、详简以志义为本等思想,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略论扬州的私志

扬州私撰志书在扬州地方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亦是扬州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在清代乾嘉之际至民国年间私家撰志曾出现兴盛的局面,良志颇多。扬州私志既表现出与官修志书共有的一般特点,又显现出其独特之处,它们在资料撷取、体例形式、内容记载、记述笔法、文字表述等方面具有的诸多优长,提高了其学术研究和实际使用价值,并为今日的修志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与借鉴。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中国地方志目录学整理述论

探讨了中国地方志目录源流、类型、著录形式及其著录方法。在回顾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目录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这两个时期的方志目录学成就作出简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