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特质、功能及培育机理分析

理解法治文化的特质,重点在于把握法律的人文属性与道德意义、优良秩序的基础是制度而不是人以及法律只是社会底线道德等三方面内容。法治文化的功能表现在,有利于推动价值论法律观确立;有利于深入"法的精神"层面推动法治建设;有利于推动法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化。法治文化的培育机理寄寓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与实践理性之中。在法治文化培育过程中需要保障社会关系和谐,需要确保法治政府,需要有信心和耐心。     

法治概念的多样性与一致性——兼及中国法治研究方法的反思

当下中国的法治理论普遍强调法治的价值内涵,而政治哲学的差异和道德主张的不同导致了对法治的多样性理解。在影响较大的几种西方法治学说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一致性理论倾向,即仅仅强调法治的形式内涵、工具内涵、程序内涵,而并不触及法治的外部价值诉求或政治理想。法治是一个实践的概念,道德上的理想与政治上的抱负是法律应担当的使命,而法治所关心的乃是法律统治地位的确立与法律的有效实现。将法治狭义地界定为形式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方式,一方面使得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获得了使用上的便利,另一方面十分有助于从这一"简单化"的概念出发开放出与法治有关的种种理论问题,有助于区分和探求法治的实践路径或实践模式,有助于关注到法治的工具合理性及其有限性,有助于总结和发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法治所寄予的价值期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别是确立当下中国法治实践的应有的价值目标。     

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以消除社会犯罪现象为法治的目标,他以法律预防犯罪的思想系统、完整。在心理层面,强化人们对犯罪的畏惧感,消除犯罪脱刑的侥幸心理,建立法律公平感,培养人们对法律的心理亲和性和主动守法意识,利用功利心理诱导人们循法行事。在理性层面,普及和强化法律认知,达到人人“自断”。最终在行为层面,使社会成员皆能自律、自治,以至“天下无刑死”。商鞅尤其重视防范官吏犯罪,提出了一些独到、深刻的见解和卓有成效的措施。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关于中西道德与法律结合思想之评析

中国古代及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结合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形成了"德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传统。对中国古代及西方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思想进行评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诚信--社会传统与法律映象

以现代的法治眼光观察历史,观察诚信这一社会传统,可以看到,诚信的实质是一种道德义务,是作用于人的内心的,在人们内心中进行教化,使人"弃恶从善".而现代社会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础的,利益竞争和利益矛盾成为普遍现象,且社会的发展速度和生活节奏非常之快,法律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作为现代国家,走法治的道路是必然的.但不应囿于法律,而应将法律与道德结合起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论法治社会形势下的道德定位

德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对于当前的道德定位问题实际上需要解答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辨析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推行"德治",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法治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法治的最终根本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项社会行为与活动几乎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诸多的行为是难以通过法治予以规制,需要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然而道德的规范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从当今民众的社会信仰的现状上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难以有效的规范一些社会现象,如碰瓷、故意摔倒老人的讹诈、公路散落物品被村民哄抢等。因此在法治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对道德治理进行准确的定位,真正发挥与弘扬道德在规范与约束民众行为的作用,道德治理社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对法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研究和把握法律与道德的相互统一,处理好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是其重要环节。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不仅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且有理论和实际上的现实性。明确和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使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就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从而实现我们治国理政方式的新发展。     

试论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其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也日益凸显出来.一般而言,法律与道德的合理限度内的冲突对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有着积极的功能.而一旦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显得比较激烈并有可能超过必要的限度时,就可能会对社会的正常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甚至可能成为阻力.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这一现象及其深层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限制这一冲突的法律途径,以实现"在和谐中的冲突"和"在冲突中的和谐".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法律是低层次的道德吗?——兼论法治文明中的法律和道德

社会生活中一直有所谓“法律是低层次道德”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逻辑前提虚构,而且在中国还与传统“法刑观”和“德主刑辅”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法治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法治文明中的法律是基本的道德。所谓基本道德就是能够也需要转化为法律的道德。基本道德是社会生活有序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可忽缺的道德。基本道德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基本道德的维护通常不能仅以道德的手段,而且主要以法律的手段,故出现了基本道德向法律的转化。同时,基本道德也是非基本道德得以存在的前提和依据,尊重基本道德是非基本道德的前提。非基本道德不得违背基本道德,更不能破坏基本道德。这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法治的主体

在法治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人们似乎习惯于接受所谓"通识",如几乎所有论者都认定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应当高于政府"。然而,对于"法律为什么应当高于政府"以及"法律为什么能够高于政府"等问题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思考——而如果没有对后两个问题的追问,则"法律应当高于政府"能否成立是很有疑问的。那么,这个论断是否真的仅具有道德吸引力但却不能成立?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法治的主体问题:如果按照认识论意义上(也是当前通行的)主体理论模式,则逻辑上的结论就必定是法律无法因而也不应高于政府;但如果按照本体论的主体理论模式,则可以很好地分析、证立此一命题。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法的道德性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 ,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 ;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 ;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 ,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 ,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     

法的道德性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 ,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 ;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 ;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 ,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 ,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     

“许霆案”的定性分析及其引发的法治思考

"许霆案"因学界对许某在ATM机上多次恶意取款行为的定性及法律适用问题产生诸多争议而广受社会关注.对许某行为应做分解并进行定性分析,其行为在拒不返还所得利益后转化为侵占.在法治社会中,制度规则应当以"人性恶"为前提基础进行设计,但不应对人在法律上的道德标准要求过高;法律制度对社会风险负担、利益分配应协调平衡.     

试论公务员的道德问题及其规避

一 道德是指一系列用来评价人们行为正确与否的原则.道德及道德活动在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有序和合理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在某些方面是法律所不能代替的,而且现代社会的一种趋向表明,对法律的道德性的追求应该成为人类法治历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论法治视域中的道德性状

法治社会的发源地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在东西方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催生了社会的法治化并使其具有经济开放、政治民主、文化多元及法律至上等构架特征。在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 ,道德的性质随着社会构架基础的变化发生了对位偏移 ,故而其在法治视域里的规范地位和调控形态也逐渐没落和转换 ,并出现立足于法治来构筑德治秩序的趋向     

论“依法治国”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和道德是共进、相济、并用的统一关系.在坚持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道德对于法律有支持作用,道德是法治的基础,对于法治起着辅助性的作用.依法治国,需要坚持法律至上,把法律作为主要手段,也要注意发挥道德的基础性作用,共同发挥法律与道德的作用.     

新自然法学法治论之旨趣及启示

自然法学派对西方法治论传统及"良法之治"理念具有承启意义。晚近新自然法学褪去了道德形而上学的色彩,其法治论也渐次转向对法治形式价值的关注。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法治"以正义原则为旨归,趋于描述一种确保正义价值的形式化制度体系与法治秩序;在富勒的法律道德性理论中,"法治"作为不断趋向道德目标的治理事业,体现为一种内在具有合理形式、蕴涵"程序自然法"的秩序框架。晚近新自然法学注重认知与方法的平衡,现实地考量法治的形式价值,进而转向对规范之内在属性及秩序之稳定形式的审思,这对强调程序正义的中国法治秩序构建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