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基于凉山彝族毕摩与苏尼的探究

身体人类学视角为理解凉山彝族毕摩、苏尼的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提供了新维度。以身体实践为基础，毕摩、苏尼形成了“毕”与“尼”的身体技艺区分。以“毕此”和“尼症”为基础的毕摩、苏尼身体区格与传承制度，是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家支制度、血缘、根骨观念的映射。从苏尼迷狂的身体表征到以“祭”为核心的毕摩理性化身体规范的确立，是彝族原生性宗教由巫到史、由巫到礼的发展史。毕摩、苏尼身体研究取向，为回应彝学研究的理论关切与拓展中国身体人类学研究范式提供了思路。     

身体史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女性卫生行为研究

清代的大型女性类书《奁史》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女性洗浴、熏染、遮蔽等卫生行为。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卫生行为是古人清洁卫生、身体保健理念的呈现。从身体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卫生行为又是男性对女性身体进行的规训——男性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凝视”“塑造”女性的身体。古代女性为了迎合男性审美，只得接受男性的规训，并将其内化为自己对身体的要求。     

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对梁治平《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的思考

梁治平先生的《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一书考察了“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五个关于中国古代致治的观念，是近年来从观念史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政治的代表性著作。“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今人面临的许多纠葛与古代观念的延续不无关系。接受了新观念的人未必抛弃了旧观念。就此而言，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些“旧社会”的“新人”和“新社会”的“旧人”。     

规训化的身体：思想根源、社会建构与管制技术

人通过身体来理解自我存在,身体标明了人生命的时空范围,铭刻了社会文化书写意义,展演了权力的管制效用。人类救赎史表现为灵肉分离并战胜身体的人性净化史,在西方哲学“身心二元论”的建构中,在理性知识的制裁中,身体基本处于灵魂、真理、道德所宰制的卑贱地位,身体成为规训化的身体。经由文明教化与社会建构,身体转变成了标示许多主流价值符号并具自我控制的理性化身体。福柯的身体政治技术学,让我们看到一个以规训身体为特征的规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正是在对身体的规训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     

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在目前高等院校“中国现代史”教科书和“国共关系史”的著作中,较普遍地称为“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笔者最近在查阅国共两党的有关文件、资料后,感到上述结论有商榷的必要。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1,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两个月后举行的     

道教对科学和教育的贡献

从哲理、伦理、心理、生理、物理这五个层次看,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道教是最接近科学和技术的;以发明火药为例,道教的“试验模式”对科学是有贡献的;《道藏》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直接“缘起”;道教的“修炼模式”对发展教育模式是有启发的。     

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由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于去年底在成都召开。来自京、津、沪、汉、渝等市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地方史和城市研究的6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应国家七·五重点课题“近代城市史研究”——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个课题组部份同志于1988年9月上海座谈会上的建议举行的。会议以近代城市研究为中心议题,就近代城市研究的意义、内容和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近代城乡关系、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及其特点与     

试析语言学史与人类学史的“五二三理论”——兼论语言学、人类学与哲学的关系

“五二三理论”是从人类学史和语言学史两种重要的社会科学发展史中提炼出来的发展理论。它可以用最简明的数字解释最复杂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哲学价值和方法论的意义。人类学发展史可用“五段两线三飞跃”、语言学发展史可用“五段两线三解放”来概括。两种学科史的“五二三理论”可以也应该用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进行分析。     

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境界

作为学者与诗人两种品格兼备的历史学家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了极高的学术境界。本文从“最渊博、最有识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神游冥想真了解”、“以诗证史”五个方面 ,论述陈先生的史学境界。这种学术境界渊博、自信、独立、幽远、新颖 ,是冷静与情感、理性与价值交融之产物。学术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反映 ,体现着他广博而深刻的人文关怀     

陈垣对伊斯兰教史研究的贡献——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

本文首先介绍了陈垣先生“稿凡五易,时阅四年”而研究、整理出的近现代回回历法的辉煌成果——《中西回史日历》,继而探讨了先生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对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所作的贡献。     

中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我国近代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方面。微观研究对象主要是鼠疫、霍乱、麻风病等传染病,而又以三次大鼠疫的研究最为突出;宏观研究主要是数种疾病的综合性研究和疾病史相关理论的探讨。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理论的运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资料、研究者等等。总之,今后的研究需注意这几方面的问题与不足,方能推动我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的文学史学价值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体而微的五言诗史.文章从时代把握、作家选择、作品解读和文学史理论等方面,探讨其中所展现的文学史观,认为它不仅为我们研究齐梁前五言诗发展演变与盛衰起伏提供了重要坐标,还是我们解读历代五言诗人诗作的重要钥匙.     

近百年来彝族史研究综述

本文对近一个世纪我国彝族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及评述。 2 0世纪前 50年 ,是我国彝族史研究的开创阶段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彝族史研究 ,且研究领域比较狭窄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彝族史研究发展迅速 ,硕果累累 ,成绩斐然。     

关于精神生活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特征的培育、影响人的心理、意志、情绪和心境的各种活动的历史,即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史。精神生活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信仰生活、文化生活、礼仪活动、娱乐生活、社会交往活动等五个方面。开展精神生活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元代邮驿史研究综述

近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内容涉及到元代邮驿的方方面面,有通史性研究、区域性研究,也有驿路、驿站及元代牌符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表明元代邮驿史的研究大有可为.对已经发表的元代邮驿史研究文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总结,探讨了他们的不足,对未来元代邮驿史的研究提出了建议.只有不断进行阅读、比较、借鉴,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合理运用古籍图书、文牍史料,元代邮驿史的研究才会达到新的高度.     

读《明季滇黔佛教考》——纪念陈垣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是史学大师陈垣的宗教史专著之一 ,也是中国史学中完善的宗教史开创性著作之一。以语录入史 ,充分挖掘新史料 ,明辨真伪 ,详于考证 ,是该书的鲜明特点。同时该书也是一部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史学作品。完璧微瑕 ,《明季滇黔佛教考》也存在个别失误。但小小的失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陈垣先生崇高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这同其丰硕的成果、严谨的治史方法一样也应为史学工作者所汲取     

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20世纪初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陈垣教授在英敛之、马相伯的影响与帮助下 ,完成了一系列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论文 ,无论是研究方法 ,或者是研究内容 ,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并在中外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不愧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祖”。     

对民国军邮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民国军邮史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区域研究以及根据地研究三大部分.其中宏观研究,体现在著作与论文两个层面;区域军邮史研究,以云南、湖南等地为最突出,其它地区略有涉及;根据地军邮研究较为系统,是一大亮点.至于存在的问题,研究内容方面,就宏观而言还没有出版一部贯通式的民国军邮史专著,就区域而言各地军邮史研究亟待强化,就根据地而言亦存在大量空白.资料方面,除了口述史资料、实寄封等实物资料等之外,大量的资料存在民国报刊里.上述问题的逐步解决,有助于军邮史研究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科学技术与山西区域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核心权力论的一个例证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摇篮,有史以来又多次执中国历史之牛耳,地位远过于今天的山西。对此,人们多从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去发掘其原因。从山西历史上的科学技术之内涵及其与社会历史关系看,科学技术起到了主要支撑与核心动力的作用,是科学技术撬动了山西历史以至中国历史的车轮。     

孙思白先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八角亭学派"成员之一,孙思白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侧重于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提出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的情况往往是复杂的观点,对研究中国现代史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民国史研究的开创,确定了编写民国史的指导思想;尤其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对其分期与转化,对其反封建主义,对陈独秀评价均有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