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异同及其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围绕着学理的探讨和实践途径的选择两个方面的争论,在学理的探讨上两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两人的分歧很大,胡适主张点滴改良,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的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多地研究实际问题,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出了中国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重评“问题与主义”之争

发生在１９１９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也使胡适蒙垢甚多。本文依据可靠的资料，以历史的眼光，从论争的背景、论争的真相、论争的影响、以及被误解的原因，重新审视和评判，可知：论战双方尽管思想信仰上各有不同，究其实质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的分歧，更不是青年胡适有意“挑起”、旨在阻碍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等。它是东西方文化碰撞摩擦的必然反应和一种表现。     

胡适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推动——从“问题与主义”之争谈起

胡适针对社会上＂空谈主义＂的现象提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进而以《每周评论》作为主战场,进行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主义遭到批判,但是正是这样一场自由的争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促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国家与革命》首译文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终结

世纪回眸,“问题与主义”之争一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界碑。然而,囿于历史与主体的阶段性,“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同时亦为新时期的研究埋下了“伏线”。在此意义上,新探索将基于互文性的研究方法,以《国家与革命》首译文的问世为线索,继而动态探讨“问题与主义”之争终结（der Ausgang）的政治哲学维度,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全貌”。     

郭沫若扬孔抑墨之胡适缘由

郭沫若与胡适天赋禀异、学术各有所长,但都恃才傲物,故互相难免义气之争。尤其是,郭沫若信奉共产主义,秉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胡适则鼓吹自由主义,坚守实验主义方法,并公开反对中共政治主张。他们在诸多方面如整理国故的理念、中国古史观念等,都存在着严重分歧。特别是在先秦诸子问题上,胡适要扬墨则势必抑孔,郭沫若因与胡适对峙,则势必抑墨,故而扬孔。     

简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改革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胡适发动白话文改革并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直至今天这两件事仍颇受争议。正确认识这两项运动对于指导今天的文化、政治仍大有裨益。     

关于“问题与主义”讨论的再讨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从"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讨论入手,考察胡适当时的思想和矛头所指、李大钊的认识和表态、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和提倡"问题研究"、及邓中夏的活动等,认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在反对传统思想迷信方面以及主要针对无政府主义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和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成长,客观上产生了主要是积极的影响.     

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

在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胡适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位大师级人物.他引进具有浓厚美国本土意味的个人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对进化论做出合乎“美国经验”的解释,是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力传播者.胡适的新文化观与他对西方近世文明的理解有着密切关联.胡适的“西化”思想是建构在其西学的知识大厦之上的,没有充分的西学准备,没有开阔的世界视野,就不会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对外来文化包容的思想.     

“理在物中”与历史演进法——论胡适的科学解释思想

胡适是五四时期最早注意到启蒙解释范式风险的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他提出要用“评判的态度”整理国故,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启蒙者普遍“以理验物”的解释弊端,认为他们对“科学思想”的普适性的推崇,有重蹈宋明儒学格物论覆辙的可能。胡适相信,作为一个客体,传统只有在阐明了其演进的过程后才能得到理解,而“历史演进法”则可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系统、客观的逻辑框架。     

"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五四以来两种思想谱系分别以不同的变形进行着思想的交锋。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演绎出的思想史命题来看,今天的学术立意不应该总是停留在孰胜孰负的判别上。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思想史上一次双赢的典型个案。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     

近十年来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研究综述

五四时期发生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对于以后二人的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从论争的性质、针对性、意义三个方面,对十年来关于这一论争的研究作一综述,以便于广大学者进行更深层次研究。     

胡适宗教思想刍论

胡适在留学期间和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有过密切来往,但是胡适最终拒绝了基督教。胡适把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却是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有着历史局限性。胡适吸收佛教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建构自己的人生观的积极文化因素。胡适以非信仰者的立场进行禅宗史的研究,把佛教研究纳入现代学术的努力,标志着近现代佛学运动的转型和佛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胡适把儒家的三不朽论转化为社会不朽论,提出了自己的新宗教思想,说明他看到了宗教对于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和有益的探索。     

湖湘学派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

湖湘学派主要从四个方面批判佛学：一是批判佛教视天地万物为“空幻”的思想,二是批判佛教“万法皆心”的思想,三是批判佛学心与理分离的思想,四是批判佛教的禁欲主义。与此同时,湖湘学派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他们虽然批判佛教,却与寺僧来往密切。“性本论”是胡宏在《知言》一书中重点阐述的思想,也是胡氏父子以及湖湘学派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个思想基石也与佛教有复杂的关联。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     

文艺与政治——胡乔木晚年的理论检视与反思

胡乔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晚年敢于批评那些“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教条主义,突破文艺与政治的一些理论禁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等困扰文艺界几十年的神圣法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诸如提出了文艺与政治性质、任务、社会作用和作用方式不同,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党对文艺要在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按艺术规律发挥作用,文艺批评不能片面强调政治性等观点,为促进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决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独有的特征:以现实中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为理论思考的起点,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实际 问题的解决同步推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其所蕴含的两 个方面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两条逻辑线索,这两条逻辑线索遵循问题原则层层展开,由 此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逻辑结构。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论张栻的“万物一体”思想

"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学史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继承这一思想,湖湘学派的代表学者张栻从多方面对该命题进行了理论深化。人之心即"天道之在我者",即是天理的呈现。既然人与万物都源自天地生生之意,便应通过一套"反身而诚"的功夫将仁爱精神"推"至万物,以实现"民胞物与"的目标。这种仁爱并非普遍无差别的兼爱、泛爱,它必须通过一套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予以实现。这种看似有所隔、有所分的爱有差等的实践方式,因其贯穿着儒学"一本"的精神,因而是真正的"廓然大公"。     

1976-2000: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

“新时期”开始前后,鲁迅思想“转变”问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而对鲁迅思想价值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在“祛左翼化”社会潜在思潮中,“褒胡贬鲁”和“守鲁贬胡(或不贬胡)”观点尖锐对立;与此同时,鲁迅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也被收入视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发现,也使对鲁迅遗产的评价处于更为复杂的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