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看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古代哲学重“感”,重事物对于人的意味,重味觉。在“感”提供的经验基础之上,生成了中国哲学重事物的“存在特征”、重质料与形式统一、重有限与无限统一、重实践优先等观念,也生成了内在包含时间、变化、对立性质的特殊范畴“象”。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在“不变、确定的思维”之中,保持“交易的、存在着的世界”的思想,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与承担的使命。     

从辩证逻辑看对立同一范畴的内部关系和结构

对立同一思维律,是辩证逻辑的最根本的规律,它的逻辑特点就是对立同一。它是辩证思维的普遍特点的概括和总结。本文不打算讨论对立同一思维律的各个方面,意仅在侧重对“对立同一”这个重要范畴,就其内部关系和结构,作一些理论上的概述。 (一)对立同一具有自身内部的具体环节。对立同一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范畴,它自身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内部却包含着同一、对立、对立同一等三个具体环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一篇重要的哲学论文中,曾两处涉及这一点:“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又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     

现代辩证和谐论与和谐的普遍性

传统的矛盾论认为矛盾对立是绝对的,和谐统一是相对的,这个论断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不能绝对化。辩证思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超越历史,把问题普遍化,同样不符合辩证精神。而现代辩证和谐论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和谐的普遍性:(一)和谐在一切事物中是普遍存在的,不是局部的、个别的。(二)和谐贯串于一切事物自始至终发展的全过程,不是暂时的、易逝的。(三)和谐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动力,因而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研究,虽然把握到实践概念,但存在人的生命本性研究维度的缺失。西方传统哲学“科学观点”与“神学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割裂了人性的思维方式,无法实现对人与世界的真实理解。马克思从人的自身根源,以否定性统一的“实践观点”去理解人及其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符合“人之本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变革了西方传统哲学对人与世界的极端化理解模式,实现了在传统哲学理论中割裂的人性的统一。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的此种变革,也是当代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根基。     

论中介在矛盾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介”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范畴。目前,在对中介的研究中,问题主要地不在于人们是否承认它的存在,而在于我们应如何看待它在矛盾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惟有正确地认识中介在矛盾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客观地反映中介之本来面目。为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些浅见。(一) 事物的绝对性总是和相对性联系在一起的,凡事物都是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用辩证法的这种观点来看待事物的矛盾对立,我们就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事物的矛盾对立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任何一个事物(现象)都包含着相互排斥的两个矛盾方面。由于二者在性质上是正相反对的,因而它们之间的界限划分是确定的。对立面存在的普遍性和它们界限划分的确定性表明了矛盾对立的绝对性。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     

联系的普遍性新解

<正> 联系的普遍性或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一,它在唯物辩证法乃至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如何理解这一范畴的涵义,就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那末,什么是联系的普遍性呢?现行哲学教科书一般都解释说:“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有某种联系或关系;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成分或环节。这就是联系的普遍性。”我认为,这种把联系的普遍性归结为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解释,还停留在直观和经验的水平上,是不够完善和不够深刻的。在我看来,联系的普遍     

黑格尔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三种态度的批评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理论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展开的。在《小逻辑》一书中,他批评了哲学史上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三种态度,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自己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看法。 第一种是指康德以前的旧形而上学,主要是指唯理论,这是一种“素朴的态度”。它虽然主张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但是“它还没有意识到思想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和思想自身与信仰的对立;却相信,只靠反思作用即可以认识真理,即可以使客体的真实性质呈现在意识前面”。黑格尔认为,旧形而上学这里所说的思维是“有限的单纯知性的思维”,它只是运用有限的、抽象的、“非此即彼”的概念去表达具体真理,因此,它对无限的、绝对的真理的认识是独断的、片面的。尽管黑格尔所说的无限真理或具体真理是指“灵魂”、“世界”和“上帝”,但是,他关于孤立的、片面的、无矛盾的观点不能把握“具体的同一性”的阐述,却闪耀着光辉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可看作是批判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主要论点。     

论整合

整合不等于相同,整合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的矛盾的统一。整合思维则是抽象普遍性向整体相关性的一种跃迁,是一种多元因素互动交融的集合性思维过程,认定相关事物的量和质的变化与发展具有一定内在的“协同互动性”。中国古代所倡导的“和为贵”社会思想,与整合思维有着内在联系。构建和谐社会,应当科学确立整合性思维方式。     

必要的张力∶在天官和天君之间——荀子认识思想新论

在荀子的认识思想中 ,人的认识分别是“天官”(感觉器官 )和“天君”(心 )的机能。天官的特殊作用是认识事物的“个别性” ,天君的特殊作用是把握“道” ,认识事物的普遍性。天官对个别性的认识是经验论、反映论的 ;天君对“道”的把握则依赖于直觉和体悟。两种对事物的认识都是必要的 ,它们可以而且应该相互补充     

应该承认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与秦淮沙同志商榷

《晋阳学刊》1985年第二期发表了秦淮沙同志的《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之不能成立》一文(以下简称秦文),看后受到一定的启发,但我认为根本否认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是不妥的,现谈点粗浅的看法,就教于秦淮沙同志。一,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论述秦文在“立论的根据何在?”这部分中写道:“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究竟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能不能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提供论据?”我认为问题提得好,抓住了关键所在。秦文认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阐明的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其含义“有两层意思”:“第一,说的是思想对世界的认识”;“第二,说的是思想对世界的改造”。因此,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说成只是世界“可     

《礼记·乐记》与孔子的"兴观群怨"

诗乐舞一体是文学发生时期的重要特征.<乐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的乐论,系统地阐释了音乐的发生,音乐的作用及美学境界诸问题,其关于音乐的重要观点与儒家诗论一脉相承,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想对<乐记>的影响尤为深刻.     

《水浒传》与"说参请"

说参请作为宋元说话的重要一支,其内容及形式俱无法考实.而从<水浒传>源头之一的<花和尚>话本中,可以大体推断"说参请"艺术的情形.<水浒传>中的参禅对话与机锋接引的描写,还有禅宗预言偈、禅宗下火文及禅宗辞世颂等语录文体的存留,都是"说参请"面貌具体而鲜活的纪录.     

"重写 ""重读"的可能、意义及缺失

“重写文学史”与“重读经典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史史学建设及文学作品批评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话语时尚的发生既是公共话语空间的扩大、作家的中心边缘化的结果,也是文学批评审美创新性的内在诉求的结果。这种话语表达,在文学观念的变化中,预示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当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的意识形态的企盼和追求。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与逝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相悖相异,“重读”或“重写”并未真正建立起学理化的、以深厚的哲学史观为基础的、具有客观历史内涵的文学史观念,不免陷入具体的问题之中,而缺少宏阔的视野与平等对话的胸怀。     

对“兴、观、群、怨”的重新检讨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 ,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今人对于“兴、观、群、怨”的一些理解 ,大多是依据汉人、宋人的说法。他们的说法 ,有没有违背孔子本意的地方呢 ?对照孔子在《论语》中发表的全部言论 ,联系孔子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 ,许多流行的说法 ,离孔子“兴、观、群、怨”的本意已相距甚远。实际上 ,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观点 ,都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特征。本文通过文献整理 ,对“兴、观、群、怨”的内涵逐一做了分析 ,从而得出了一些与今人有些不同的结论。     

互联网、行政权与"新利维坦"

互联网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其对行政权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从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比较来说,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追求效率的品质内在地暗合了网络时代追求效率的特性,这就为行政权的集权提供了契机.而电子政府的实践也无从改变行政权集权这一趋向;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看,国家安全问题,知本家阶层的出现,网络的发展,政府的文化优势等都将带来行政权权力上升和膨胀,公民对其的监督减弱.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制约行政机关的力量变弱趋向没有改变,而社会(公民)失去了对行政权(政府)的批评精神和否定态度,从而进一步使社会失去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如果是如此,一个新利维坦--专制政府将诞生,民主必将受到侵害.因此,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权力的范围,防止其不利因素对民主社会肌体的侵害,成为了当代政治学思考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的游戏、语言和“用法”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语用关系"的轴线.语言实现了从"指称论"到"游戏说"的转变,这个转变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通常从哲学纯学术的角度着眼.然而,马克思实际从事的是社会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游戏的性质的不同,造成马克思语言的"用法"也不同.我们应当从马克思所从事的这三者统一的游戏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语言,并由此拓展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     

论“可久可大可新”之作为“中华共识”——“华学道德说”之辨析与批评

仅视"中华文化"为"道德文化",是片面的。"中华文化"有"道德"之一面,但并非仅为"道德文化"。倡导"道德文化"者,以儒家为主;此外又有释家,倡导"智慧文化";尚有道家与道教,倡导"身体文化"。儒、释、道三家有共同目标,曰"可久可大可新"。各家各派之别,乃路径之别,非目标之别。儒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德修"或"修性";释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智修"或"修心";道家与道教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体修"或"修命"。路径不同,乃"术"之异;目标相同,乃"道"之同。"中华文化"即此"道同而术异"之文化体系,非仅为"道德文化"也。     

“一国两制”之“澳门模式”刍议

按"一国两制"实践的内在逻辑,可以将"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分为"回归模式"和"实验模式"。澳门回归模式是澳门回归过程的方式和步骤。澳门实验模式主要指澳门回归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方式、状态和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与回归模式相比,澳门实验模式尚未定型,但业已创造了重要的经验。澳门实验的核心,就是对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之制度发展与整合的求解。澳门实验既是改变澳门自身命运的实验,"实验田"的产品也将为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提供经验,作出贡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见于《资治通鉴》,其语意当由《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中化出。近代往往望文生义,以先入为主的态度据此推论汉武帝时候的历史,得到的结论不符史实,因之对儒家的评价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罢黜百家”,有当时特殊的指谓和政治动机,“独尊儒术”在当初也有具体所指。儒家成为武帝以后中华的主流思想主要源于其内在的价值,它的振兴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一人性上升一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