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议题建构中的新闻报道作用分析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公共设施,以其特有的设置公众议题的显著功效与扩散问题的策略与技巧,在将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由媒介议程转为政策议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或问题予以选择性、连贯性与持续性的公开与非公开地报道,大众传媒能够使政策议题以多种方法得以有效地建构.     

作用与局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大众传媒

政策制定是一个由诸环节构成的动态过程.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阶段的功能是呈现问题、制造舆论,在政策规划阶段表现为政策方案的优化和纠错功能,在政策合法化阶段则主要提高政策知晓度、增强政策认同感.大众传媒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局限表现为"公共性"之匮乏.     

论政策问题构建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政策问题构建日益成为政策分析的首要环节和政策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公众参与政策问题的构建是其实现价值诉求的必要途径,也是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合法化程度提升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这一环节中的公众参与却是不充分的,并表现出零散性、附属性、单一性和突进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以政策问题构建为核心,从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互动现状出发,完善公共决策政府议程的全面公开机制。     

论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构建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大众传媒承担起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功能 ;在政策议程的创建方面 ,大众传媒以其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影响力强和传播迅速等特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者对如何构建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推进政府公共决策的水平进行了初步探索。     

中国大众传媒参与政策过程存在的问题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的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评估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大众传媒参与政策过程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利因素.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大众传媒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各社会群体利用大众传媒参与的不均衡、大众传媒过度市场化的倾向、虚假不实信息在大众传媒上的频现、大众传媒上舆论的非理性与情绪化五个方面.     

网络时代大众媒介、公众、政府议程互动模式的建构与解读——基于网络事件中媒介议程设置的思考

本文结合近年来的典型网络事件,建构了网络时代背景下的＂议程互动＂模式,对大众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     

政策议程设置的途径分析

进入政策议程是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被政府列入政策议程.人们的主观认识、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单一、缺乏有效的触发机制、隐蔽议程的操纵和阻碍、决策主体的价值偏好等都会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置.就我国当前来说,建立多元主体互动的政策议程设置机制、纠正政府的决策偏好、提升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是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政策议程创建的基本类型：内涵、过程与效度的一般分析

根据政策问题提出者的角色、作用以及影响力的不同,政策议程创建活动可以分为内创型、动员型、相融型和外创型四种基本类型。内创型政策议程是一种由政治权威人物主动地体察和认定社会问题,在不经过与体制外行为者互动的情况下直接将特定社会问题纳入决策程序的议程创建活动;动员型政策议程是决策主体借助正式机构的各种资源,在对体制外行为主体进行动员、教育和引导的基础上推动某一社会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的议程创建形式;相融型政策议程是一种由体制内、外的政策共同体及其代理人沿着＂内倡＂与＂外推＂两个方向,在有效互动基础上共同推动的议程创建活动;外创型政策议程则是体制外行为主体运用各种力量向决策主体施压,进而推动某一社会问题进入决策议程的创建类型。通过对四种类型政策议程的内涵、过程与效度的比较分析,有助于优化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过程,提高政府决策品质。     

公共性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天生的"公共性"和大众传媒本质的"公共性",使两者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在公共性视野下,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作为公共政策的新闻政策之与大众传媒的规范、大众传媒之于公共政策的影响等方面.     

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

提升民众的清廉感知是新时代廉政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党执政基础的现实指向。在新媒介环境下，以议程设置理论为视角来分析当前反腐信息呈现特点，发现其具有海量化、即时性、差异性、浅层化和娱乐化等特征。新媒介既提供给民众多样化获取反腐信息的渠道，又通过反腐信息媒介接触来影响民众清廉感知形成。当前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存在三个“二律背反”问题，即多元化与极端化并存、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趋同性与对抗性并存，这些问题降低了民众清廉感知。民众清廉感知形成受到多重机制影响，分别为反腐信息议程框架影响机制、廉洁心理认知机制和廉洁行为决策机制。基于上述三重影响机制，民众的清廉认知、态度和行为需要从优化反腐信息议程设置、精准投放正面反腐信息和健全反腐信息分类管理制度等方面来共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