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北宋《春秋》学的主要特点

从经学史的角度 ,本文全面分析、评价了北宋的《春秋》学 ,认为北宋《春秋》学著作丰富 ,在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以来《春秋》学研究的基础上 ,发展形成了以尊王思想的时代特色、会通经传的主体意识、直寻大义的解经方式和偏重义理的哲学倾向为主的四个特点 ,构成了北宋《春秋》学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学术模式。这四个特点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又有发展的不均衡性和不同步性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黄泽的《春秋》学理念及其对赵汸的影响——以赵汸《春秋师说》为中心

元末《春秋》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赵汸,师承元儒黄泽,而黄泽的《春秋》学说,又集中体现于赵汸所编纂《春秋师说》一书。黄泽认为,研治《春秋》学,须识"圣人气象",明"述作本旨";须依据事实,以求义理;须明辨书法,区分经史,兼顾史法、经法之关系;须明辨"三传"及诸家得失,会通汉宋;须识其大意,经传相证,推寻详尽,务求平正。正是在黄泽《春秋》学方法理念的启示和影响下,赵汸积思自悟,发明师说,构建了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义例学说体系,从而奠定了其在《春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朱熹对苏辙《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北宋初年,《春秋》学在孙复、刘敞等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逞意说经"的弊端。苏辙撰《春秋集解》,提出了"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力革《春秋》学之弊。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苏辙"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批判了南宋《春秋》学存在的"逞意说经"及"一字褒贬"的解经弊端。在《春秋》义理学上,朱熹又表现出与苏辙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批判了《左传》的权变思想,并主张以理即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阐发《春秋》经义的依据,不仅推动了宋代《春秋》学义理思想的深入,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学与明末清初虞山诗学的演进

在钱谦益家族引领下,虞山诗派形成了绵延百余年的《春秋》学传统.一方面,他们从《春秋》的研阅实践出发,构建通经汲古的经学传统,造就了虞山诗学的"学人气象";另一方面,基于《春秋》兼具经、史的特性,他们重视史书修撰,倡导诗以存史,构建杜甫的"诗史"典范.同时,"隐而微"的《春秋》笔法,本就带有"存史""写心"双重意蕴,他们借径李商隐以学杜甫,将心灵感悟包裹在重重典故、意象之下,"隐迷"诗风的背后透示出高超的"写心艺术".经学、史学、诗学圆融的《春秋》学体系,不仅为虞山诗学提供了活水源头,也助益于清代考据学传统的生成和诗学思想的演进.     

治经方法的嬗变与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

从治经方法的变化考察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清代《春秋左传》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揭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治经方法对应不同的研究课题，标示着某种学术规范的确立。治经方法因各个阶段所反对的对象不同而变化，治经方法的嬗变实际上意味着旧的课题的解决与新的课题的树立，反映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轨迹。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宋代《春秋》学研究方法探微

自西汉以后,传统儒家经典便居于“宗教圣经”的权威地位,后世学者只能信仰注释,不能怀疑非议。到北宋时则学风大变,宋儒“不惑传注”、“唯理是求”,突破“师承家法”桎梏,以独见为荣,以雷同为耻,纷纷“以己意说经”,甚至出现“改传易经”的现象,研究门径各异,又显现出明显的家学、师承特色。具有政治教科书性质的《春秋》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宋儒的重新重视和发挥。研究方法的改革创新,成为宋代春秋学取得斐然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晏子春秋》的文学史意义

《晏子春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春秋》的记整个国家之事,发展到《晏子春秋》的专记一人,体现了战国时人对个人价值和重要人物历史作用的肯定和重视。这种写作体例对司马迁“纪传体”史书《史记》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它既不同于先秦时期思想哲学类著作的重在思想阐发,也不同于其它历史类著作的记整个国家之事,而是集中笔墨于晏婴一人,记其言行轶事,并塑造其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在先秦散文著作中独具风貌,启发并滋育了后代的文学创作。     

春秋公羊学说的方法论思考

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春秋公羊学说体系进行分析,对于理解这一被称为“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和“怪诞之说”的古代学说体系,并究明它在历史上何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将大有裨益。公羊学说在方法论上有三个显著特点:(一)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浓厚的学术色彩在同一学说体系中相反而相成; (二)以变易进化的观点观察历史,观察社会发展的未来;(三)专讲“微言大义”,对《春秋》或《公羊传》中简略的文字,大胆地阐释发挥,成为传统学术史一门“解释学”,后代具有革新精神的公羊学家便利用这种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名义,为容纳新思想提供了方便的途径和合法的形式。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

范仲淹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彻底涤荡了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士风,开创了一代矫厉奋发、锐励有为的新士风。他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与振作士风产生的时代影响和理学思潮存在某种内在的关系。简言之,理学的“内圣之道”,即如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范仲淹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极为近似的。此外,范仲淹以易学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为理学的兴起创造了理论条件。     

论《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农业经济思想。《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政治和道德干预农业经济,特别是干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以政治和道德干预水资源的使用。《春秋穀梁传》在粮食储备问题上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一个国家要储备九年以上的粮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穀梁传》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的。特别强调不使百姓财尽,要使百姓小有余钱。制民之产的富民、裕民思想是《春秋穀梁传》重要的农业经济思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通过交换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发展,各得其所。《春秋穀梁传》提出应该实行税什一的税收制度,减轻赋敛,以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