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转变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法制”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政治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

适应时代的历史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实质。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应立足于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与时俱进，致力于党的政治现代化。执政党的政治现代化主要是指路线、方针、政策的现代化，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现代化需要有干部队伍和思想理论的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支持。以民主化为导向改革党的执政体制是执政党政治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而党的执政体制改革须以党在组织制度方面的民主建设为前提。以上构成本文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政治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     

体制变革: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

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具有长期维系、不断重建的国家韧性.这种国家韧性并不是制度僵化停滞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其官制、税制与兵制都发生过多次影响深远的变革.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变革既源于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得益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革故鼎新的文明传统.体制变革是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通过体制变革,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秩序得以长期维系,多权力中心分立的低水平均衡得以被打破,大一统体制长期向成熟演进的趋势得以保持.通过制度化变革实现有效治理的做法为我们塑造现代国家韧性提供了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制约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公务员制度是大工业的产物,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表明,在中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渐进演变过程。制约中国全面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因素主要有：二元体制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两难困境;中国仍保留着诸多前现代社会的因素;经济秩序制度创新的利益刚性：极“左”的政治思潮和传统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等等。     

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动态变迁过程,很容易造成路径依赖,难以顺利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轨道。因此,在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沉淀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下,不仅仅需要分析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风险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需要考虑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动态转轨的适应性效率。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下,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规则,以加强根本不确定性和沉淀成本管理,突破经济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这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治中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国家建设

现代国家建设包括了现代制度组织体系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设这两个维度。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于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设的探讨还很不够。政治价值体系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整合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传统社会依靠的是儒学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以革命价值体系对社会进行有效地整合。转型时期,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缺失已成为一个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因此,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必须要构建一套与现代制度相匹配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现代国家需要确立的制度价值,是国家和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现代政治价值建设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程。     

民主集中制的财政基础——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一种分析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决定着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所以,有效运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运行与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与国家财政体制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前,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高度集中财政体制,严重阻碍民主集中制的运行。但是,改革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尤其是公共财政的确立与发展,在国家机构层面运行民主集中制,从财政体制变化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制度基础与财政动力,并由此开始了以实现制度化的民主与制度化的集中有机统一为取向的新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将同时贡献于新时期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     

国家现代治理应对动力变革的思考

社会变革是国家现代治理走向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各参与主体在治理体系的位置不同,其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也不同.应该看到,利益分配和调整是这种动力变革中影响力产生的源泉,而表现在制度创新、治理理念转变、功能多样化和主体能动性等不同的影响决定了动力变革的力量大小.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经济动力、民主化推进的政治动力、价值整合的文化动力以及多元主体聚合的内在张力构成整个动力变革的力量体系.要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结合新时代发展环境,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从制度建设的基础做起,强化思想引领,集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合力.     

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沉寂以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战后实现了复兴,获得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历史命运、新发展和新议程,可以验证它的当代解释力,推动它在全球化时代的重建和新生。我们需要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阐发作为政治之终结的国家消亡、人类解放及其条件,阐发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经济、政治形式,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制形式,阐发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关键环节的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思想;同时需要认真借鉴和整合社会科学的新理论,积极回应全球化给人类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带来的巨大变革,积极参与当前的重大理论争论。     

论我国国家公务员的基本权利保障

我国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是对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对公务员进行系统科学管理的制度就是国家公务员制度,它由一系列的管理规范、制度组成。公务员的权利保障就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公务员依法享有较为明确、广泛、真实的权利和保障。     

浅析国家伦理

国家伦理的目的在于使国家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主体。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都需要现实中的国家具有整体的伦理观念。国家伦理要通过一定的形式体现出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将国家的价值观写入其中,构建理性国家伦理,使整个国家的宪政制度都成为这个国家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宪法是国家伦理的正式制度表达。     

经济转轨国家制度变革与服务贸易增长效应研究——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实证分析

与制造业相比,制度对服务部门的影响更大。转轨国家自经济转轨以来,在服务领域进行了一系列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制度变革。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举措应该带来对服务贸易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实践中,转轨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制度变革是否真的降低了服务部门的协调成本、润滑了服务交易摩擦?新确立的规则对其服务贸易发展与增长的拉动作用究竟又有多大?文章基于Panel Data模型,定量分析了CEEC与CIS转轨国家经济转型对服务贸易产生的影响,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通过比较分析计量结果,得出若干借鉴经验与启示。     

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力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跨越"现代化陷阱"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依靠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不良政府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培育公民政治文化等手段来逐步实现。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彻底完成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成法治国家。这是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顺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伟大变革。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革命,首先要锁定重点领域,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打造法治政府,以此撬动法治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革命。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民主和法治实现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必由之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体制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现代化的治理必定是公共治理和善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改进这些不足,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渐进与突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考察与分析

作为一项优化现行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考察国家监察体制的历史变迁,是解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我国国家监察体制经历了初创和建设受挫、恢复与重建、发展与壮大、整合与完善四个阶段。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外界环境、思想观念和政治精英三者互动的结果:外界环境的改变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压力,新观念的输入为制度变迁提供了牵引力,而政治精英则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鉴于此,国家监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应该从制度规则和制度组织两个方面着手,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实现国家监察体制的有效性与长期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实现文化管理模式从设计理念到组织结构的创新——湖北省文化体制改革对策研究报告

传统文化体制是一种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树结构。随着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转轨,以树结构为基础的文化管理模式从组织结构到功能构架都不能适应国家文化发展形势的要求。在新形势下,文化管理模式要实现从设计理念到组织结构的创新。     

论改革中机制转轨的关键作用

运行机制在制度系统中处于枢纽地位，由此决定机制转轨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规范体制改革的方向模式。社会主义改革是制度调整、机制转轨和体制转型三位一体、是量变和质变的结合，文章还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的制度调整、机制转轨和体制转型的具体分析中对机制转轨的关键作用做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