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与后赵政权再认识

石勒消灭王浚和刘琨势力,标志着石勒集团已经成长为4世纪初北部中国比较重要的政治力量。石勒逐渐突破华夏正统观的影响和束缚,其政权以胡羯为主体;但其建国道路亦有汉人贵胄及其他各族民众参与其中。石勒政权的民族属性与政权依托地的居民构成息息相关:前赵与后赵的民族属性截然不同。石勒的姓和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先秦至隋朝羌氐两族兴衰罔论——兼论洛阳古代石刻中的羌氐族姓氏及民族融合

从先秦到曹魏,羌、氐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直与中原政权处于相互攻伐的军事状态,曹魏时期民族关系方有较明显的改善。十六国时期,羌、氐诸族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各政权之间又展开了新的攻城掠地的争夺。隋统一后,羌、氐诸族走向了衰亡。洛阳现存石刻中的姓氏资料提供了羌、氐诸族与汉族融合及中原民族构成的历史信息。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分水岭——再论明代新民族格局的形成

明代的民族关系有四个特点第一,明代的民族属于内敛型,民族爆发力稳健,构成了稳定的民族关系;第二,明代新格局下的民族往往易与中央政权结合,不至于引起政权上的冲突,不再将入主中原作为目标;第三,明代民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农业化与定居性为主;第四,新民族的生成有自身的特点.明代新民族格局的形成,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民族纷乱更迭、性质单一的历史,开启了民族关系的新局面,奠定了明清至鸦片战争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而这也正是近代外族入侵后,中华民族不至于分崩的基础.     

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民族、政权、疆域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民族及其政权、疆域与统一国家疆域形成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理论研究问题,它包括民族问题、民族政权与疆域问题,也包括民族政权的疆域与统一国家疆域的形成问题。多年来,学者们对此十分关注,或是做综合性研究,或是做局部研究,成果显著。归纳起来自建国以来学者们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包括:1.今天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是不是中国民族?2.汉族以外中国各古代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还是属于外国?3.中国古代疆域是以汉族建立的王朝为准还是包括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疆域?4.中国古代疆域是怎样形成的?     

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几点看法

关于如何处理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是独立政权,和中国的关系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有人则认为,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而是中国国内民族政权之间     

试论王闽政权的构成及其变化

王闽政权由王氏、闽人、北人三种政治势力构成。其中 ,王氏在政权中居于核心地位 ,这种地位经历了形成、加强、削弱、重建、瓦解的过程。政权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闽人 ,与王闽政权的构成及其变化相应的是政权本土化的形成、发展与完成。     

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产生和性质

民族政权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它的产生具有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军事、中原王朝国力的变化、外来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民族政权的性质因时代和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不同 ,并且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 ,总的趋势是和中原王朝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由“独立政权”经“结盟政权”向“藩属政权”转化 ,在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时完成了整个的转化过程。     

从国家兴衰看前秦民族政策之得失

五胡十六国之际,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受秦汉以来"华夷之辨"民族观的影响,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前秦政权推出了独特的柔性民族政策,使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前秦政权能够完成统一北方的功业,与其民族政策的先进性密不可分。可是由于当时民族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这就注定了柔性民族政策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当时的民族矛盾。前秦民族政策一方面帮助前秦政权统一了中原,另一方面又注定了统一格局的不稳固性,这种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前秦政权最后的结局。     

20世纪初中国文化通史中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

民族的融合始终伴随着文化的建构。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通史性著作中,颇为重视对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关系的讨论。在民族与文化的构成上,强调中国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主张“文化不以种族而分”。在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上,肯定中原汉族文化的向心力和同化力,强调民族融合对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不因民族冲突和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异。同时十分重视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观点既是传统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新认知,同时也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重要体现。     

苗族服饰文化内涵研究

苗族服饰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它的艺术创新过程,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经过接触、混杂、分裂、融合,按照人类造物的需要,通过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苗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反映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凸显了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精神,蕴藏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     

论北朝民族大融合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主要是西北实现的各民族大融合 ,乃是先于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造成唐代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 ,皆是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民族的大融合 ,开启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势不可挡的时代文化思潮的闸门。     

动员项目融资多元化的关键问题与可行模式

推进国民经济动员项目建设融资多元化有利于解决国民经济动员建设投入不足、缓解财政压力、调动多方参与建设积极性、盘活国民经济动员项目资产、服务市场经济、建立军民融合型国民经济动员体系等作用.在实现国民经济动员项目建设融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把握的关键问题包括:国民经济动员项目功能的多元融合,国民经济动员项目的产权界定与安排,国民经济动员项目建设的融资方案与使用合约,项目规划、融资、建设、维护、运营、管理的一体化,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间投资主体在国民经济动员项目建设中的责任分摊与信息共享,从观念与体制上消除民营资本进入国民经济动员项目投融资建设的障碍等.实现国民经济动员融资多元化的可行模式包括:政府投资、政府运营模式,政府投资、公司运营模式,政府补贴、公司运营模式,项目融资、特许经营模式,股份融资、公司化运作模式,整体打包开发模式,期权合约模式等.     

论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简

在封建社会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明王朝在鹤庆、剑川、北胜等地设置学宫、书院、社学等;至清代,儒学向丽江、中甸、维西等民族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培养了大批士人,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民族融合,改变了滇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移民、官员提倡、乡绅支持等是滇西北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重要原因。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国前后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先后建立的诸胡族政权,通过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推动本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并初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十六国政权的汉化成就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隋文帝统一天下,开创隋唐两代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十六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汉化颇深的胡族首领,他们步中原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统治者之后尘,推行汉化和封建化新政。正是因为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汉化特征较为平淡,故这一段民族融合的重要史实很少引起后世史学家们的重视和注意。     

滇东南民族关系史格局探微

滇东南地区是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一个部分。自古以来,藏缅语族、壮侗语族等族系民族在那里交汇融合,生活繁衍。那里的各民族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又自然地进行着民族交流,并在民族交流的基础上体现着民族融合,从而展示着一幅幅民族差别、依存、吸收、互补,共求生存发展,相互联络渗透的历史画面。对此进行探索,可以从一个侧面生动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演进的历史和各民族团结共处、渊远流长的历史。     

论古代戏曲的形成与民族文化融合

~~论古代戏曲的形成与民族文化融合@田同旭$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论两希文化相互融合的原因及其影响

从四个方面论述两希文化相互融合的原因,指出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吸引、渗透并从野蛮分散的状态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以及两希文化相互融合所产生的影响.     

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

北周武帝释放奴婢，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奴婢的大量出现，有战争、民族矛盾、自然灾害、少数民族落后等诸原因。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完成，民族融合的深化，门阀势力的削弱，解放奴婢的阻力大为减少；加之北周武帝个人儒学修养好，又出于灭亡北齐追求天下一统的目标，通过释放奴婢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一种必然。     

《芝加哥公约》与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依据

防空识别区是与一国防空预警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特殊空域,在此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被要求接受识别区设立国的预先识别、定位与管控。自美国与加拿大最初设立防空识别区之日起,与之相关的国家实践已走过60余年的历程,但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律地位却一直未见明朗。目前规范与调整国际航空领域的主要国际法规则为1944年《芝加哥公约》及其相应附件。对国际社会若干典型防空识别区实践的考察与分析表明,防空识别区的主体规则与《芝加哥公约》及其附件2相协调,而公约序言与第4条已经为识别区的设立提供了潜在的国际法依据。设立防空识别区存在正当的国际法基础,同时也存在相应的国际法约束,与国际法相协调的防空识别区实践具有发展成为国际习惯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