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口迁移的特征和影响: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老年人的迁移行为较少被关注,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认识。通过文献综述,总结国内外老年人口的迁移特征,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以及老年人口迁移对迁入地老龄化、就业、收入等方面的社会影响。最后提出在研究中国老年人口迁移问题中,针对中国国情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北京市迁入人口特征的比较研究

我国的迁移和流动人口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伴有户籍的相应变动,而另一种类型则没有户籍的相应变动。我们将前者称为永久性迁移人口,而将后者称之为暂时性迁移人口。辜胜阻等人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湖北省迁移人口中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迁移人口的异同,发现二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行业、职业、迁移流向和迁移距离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辜胜阻等,1994)。与此同时,二者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各不相同的的影响。     

差别人口迁移的差别人口效应

<正> 人口迁移对迁移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生育和文化程度、职业等方面的特征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性。选择性是指在同类事物中具有某种特征的那些量的多少。迁移人口的许多特征量往往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非迁移人口有着明显的差别;同时,迁移又会促使迁移者的某些特征量沿着所选择的方向进一步发生变化。因此,迁移必然会对迁出地、迁入地人口以及包括迁出和迁入地在内的总人口带来种种不同的差别效应。深入研究人口迁移问题,必须充分注意差别人口迁移的差别人口效应。     

大城市迁移人口研究

<正> 人口迁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人口现象和社会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大城市的人口迁移是通过户籍控制的一系列限制人口迁入的制度和政策发挥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形势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受到市场机制作用,越来越多的不通过户籍变更,便直接在大城市长期生活和工作。若把他们称之为非户籍迁移人口,这就意味着,大城市迁移人口已经明显地二元化为户籍迁移人口和非户籍迁移人口。在当前形势下,户籍迁移人口和非户籍迁移人口各有什么新的特点?两种迁移人口的形成机制、经济动因,对大城市的作用影响有何本质的差异?户籍迁移政策是否成功、非户籍迁移政策应如何制定?等等,当然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人口迁移对城镇职工退休年龄调整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地方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会受到当地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这种人口迁移的加速影响到当地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为了保持基金收支平衡,有必要对退休年龄政策进行调整.而对于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来说,退休年龄的调整方向会截然相反,但调整力度基本相同.本文仅仅考察人口迁移对迁入地退休年龄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当人口以10%的速度迁移时,迁入地的最佳退休年龄为65岁;当人口以20%的速度迁移时,迁入地的最佳退休年龄为63岁.这充分反映了人口迁移对退休年龄政策调整具有重大的影响效应.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地缘效应与驱动机制:男女有别吗?

文章基于空间OD模型和“六普”人口省际迁移流数据,研究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的地缘效应、驱动机制与男女差异.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1)中国人口迁移流内含显著的空间依赖,其中迁出、迁入地独立的空间自相关效应促进人口迁移,而迁出地-迁入地交互的空间自相关效应阻碍人口迁移.(2)总体上,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受迁出地推力作用弱于迁入地的拉力作用,表明人口迁移更多是出于对迁入地的“美好预期”,而非对迁出地的“过度抱怨”.(3)人口迁移流的驱动机制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迁移流受驱动因子的影响强于男性,女性的失业风险、就业歧视更为明显;男性在人口迁移的空间选择上受空间依赖的影响强于女性,这与性别禀赋和社会环境有关.     

深圳市户籍迁移制度改革经验与成效研究

本文通过对深圳市立市以来30年的户籍迁移改革过程进行研究,总结了深圳市户籍改革的推进方式与沿革路线,分析了深圳市户籍迁移制度改革对深圳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素质提升的作用。本文提出了深圳市户籍迁移改革的四个发展阶段,认为深圳市户籍迁移改革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控制人口规模、提升人口素质、改善人口性别等方面成就显著,其经验值得借鉴与推广。     

户口迁移与户籍人口城镇化

户口迁移是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并与城镇化密切相关.文章通过对2013年全年户口迁移业务的数据分析,系统考察中国人口的户口迁移现象以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研究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无法惠及所有人群,需要利用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来弥补政策的不足;三类大城市城镇户口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并呈现出精英化倾向,大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方向应当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向中低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有序、适当开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口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严重不足,为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应该将一批有潜力的中小城市做大、做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关键环节在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妥善安排,在此过程中要防止“半城镇化”现象的出现.     

迁入地类型的选择——基于五普资料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微观资料,研究移民特征对迁入地类型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移民的人口因素和社会特征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移民人口有向青壮年集中的趋势。婚姻迁移妇女的目的地主要是乡村。有配偶的人更多地考虑迁移对家庭的影响。户籍制度仍然对人口迁移起到限制作用。     

华侨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和文化程度结构

一、华侨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华侨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既反映了迁移人口在迁出地的社会地位及其构成状况,也反映其在迁入地的社会地位和构成状况及其演化,因而是考察华侨社会的重要依据。     

教育发展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在影响迁移的因素当中教育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在我国人口迁移过程中确实发挥显著的作用。从全国总体来看,教育对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城市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也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然而,县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均呈现正向作用关系。这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层级递进式的迁移情况。这种层级递进的模式实质上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     

“Population Invasion” versus Urban Exclus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Western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fluence of local population transition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urbanization) with non‐local in‐migr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western China. The objective is to assess the validity of Tibetan perceptions of “population invasion” by Han Chinese and Chinese Muslim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migration to Tibet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urban areas and has been counterbalanced by more rapid rates of natural increase in the Tibetan rural areas—among the highest rates in China. Overall,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re is any risk of population invas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However, given that non‐Tibetan migration to Tibet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urban areas, Tibetans have probably become a minority in many of their strategic cities and towns, and non‐Tibetan migrants definitely dominate urban employment. Therefore, while the Tibetan notion of population invasion may be a misperception, it reflects a legitimate concern that in‐migration may be exacerbating the economic exclusion of Tibetan locals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centered development.     

未来全国和不同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预测

城镇化将是我国未来几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从人口学的角度讲,在加速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三大因素,即出生、死亡、迁移的变化中,人口城乡迁移将是核心问题。本文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方案假设下,利用ⅡASA的模型对全国和地区未来30年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预测。结果显示了全国和不同区域的城镇化长期趋势;揭示了城乡间的迁移和农村居民身份的改变,是城镇地区人口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伴随城镇化的加速,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城市。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城镇新增贫困人口问题分析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净流向城镇。这一方面推动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由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其贫困发生率大致在3%以上。为预防和保障人口流动中的城镇新增贫困人口,应该采取措施分类引导人口的城镇化,建立和完善进入城镇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城镇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避免过度的城市化带来城镇贫困问题的扩大。     

不同地域女性自杀死亡率差异的经济原因分析——基于城乡差距的视角

自杀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特殊社会问题,中国自杀现象的基本特征：女性高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本文基于我国城乡差异的视角,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女性自杀死亡率差异的经济原因。最后从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角度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外出务工,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日益突出,2004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组织了大型“农村流出人口对老年人生活影响”的调查,以此为基础,探讨农村青年劳动力人口外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的影响。一方面照料提供者的减少,农业劳动、家务劳动等负担的增加加剧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和日常生活照料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照料网络如农村基层组织、农村社区、志愿者等为留守老人提供的照料体系还不完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网络对老年人提供的照料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农村劳动力外流弱化了家庭照料老人的功能而忽略了其对社会照料体系构建的作用。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长寿人口研究

文章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基数,统计分析90岁、100岁长寿人口。文章认为,长寿人口总体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两次人口普查长寿人口地区分布基本一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长寿人口比例比西北一些省份高;华南沿海地区的长寿老人比例两次普查都比较高,地理区位特点显著;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城市与乡村长寿人口趋于一致。对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19个民族长寿人口研究结果显示,90岁以上长寿老人排序前五位的民族有:回族、壮族、黎族、瑶族、维吾尔族。100岁以上长寿老人排序前五位的民族有:黎族、维吾尔族、瑶族、傣族、回族。长寿人口健康状况研究显示,90岁以上长寿老人22%生活不能自理,100岁以上长寿老人29.2%生活不能自理。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Guatemala

Guatemala has the highest fertility of any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and it is also the least urbanized. Projected rural-urban migration will shift more of Guatemala's population from rural areas into towns and cities. This article uses retrospective life-history data collected in migrant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reas in Guatemala to compare the fertility of rural-urban migrant women to that of rural and urban nonmigrants. Results from discrete-time hazard regression models of union formation, first birth, and third and higher parity births indicate that delayed marriage while still in rural areas, and the rapid adoption of urban fertility practices after migration, result in intermediate migrant fertility that is closer to that of urban natives than rural nonmigrants. If current patterns are any guide to the future, the re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from high fertility rural areas to towns and cities in Guatemala will accelerate the decline in aggregate fertility beyond what would have resulted from declines in rural and urban fertility al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