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

西方的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人的解放理论诉求中破坏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设。然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构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议制是人民主权与受托的公共权力的关系,因此以公共权力保证人民统治权利的实现,以公共性为逻辑起点建构公共权力的法治与德治的治理体系,以为人民服务的信任检核和制度伦理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     

从政府合法性看社会保障

现代政府在追求财富的有效增长的同时，要积极回应公民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的需求。从北欧模式与拉美模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威权型政府更多地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型政府能将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完美的结合起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也可以看到，政府要处理好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关系，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公民的需要和权力，也是现代政府的责任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构建以服务型公共政府为标的的权力运行体制

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因此,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政治正义。就此而言,政府既可能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力量,也可能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在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应当有单独的利益,而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主是政治正义的实现形式,也是构建正义社会的政治保障。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权力体系平等地向公民开放,使每个公民都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从而使公民能够通过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来建立一个对公众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     

公共权力与有效政府

政府公共权力既承担着政治职能,又担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反映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为执行公共权力意志而依据宪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有效政府就是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效率的政府.     

公共领域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公共领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极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系统(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合一)与生活世界对立,是人民群众的被奴役和边缘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权力等于暴力。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意识得以形成的领域,直接构成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因而,维护还是压制公共领域成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分水岭。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理论,本质上是提出了一种超越西方议会制民主的新形式,不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探究

信任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心理预期。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和信念。在现代社会,提升政府信任成为一个诚信政府不可或缺的能力和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危机连续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这些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加深了对政府信任问题的认识。从政府信任问题的机理和规律来看,政府信任问题都是因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不符合公众的意愿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探析政府信任包含的深刻涵义,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信任理论为指导,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涉及政府信任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对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政治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限政府之合法性论说

在现代立宪政体的规约下,有限政府是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府形态。近现代以来的观念变革首先从认识论上设定了政府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而证成了政府职能与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同时,近现代以来的政治与法律实践决定了政府在本质上必须是民主政府与法治政府,前者从政治的角度决定了政府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后者从法律的角度决定了政府行动领域的有限性。     

论第三部门与公共权力的关系

第三部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 ,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的宗旨下 ,第三部门若要广泛介入我们的生活领域、发挥其功能 ,首要面临的问题即政府给予第三部门的合法性和行政权利空间的问题。第三部门是否具有公共权力 ,如若具有 ,它又是从何处获得并行使之的呢 ?本文就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与归纳。     

论权力的合法性与组织结构变革

权力的合法性是指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统治的认同。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源于产生权力的资源或制度,还包括了对权力的价值认同和权力运作效果的接受。权力被合法化以后,权力的运行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是,合法性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即便已合法化的权力也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原有支撑合法性的基础发生变化,不再为合法性提供支持,于是便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起点,为了重获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对原先的权力分布进行调整,权力分布的重新调整过程必然引起组织结构的变革。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公共政府论

公共政府就是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我国行政改革面临着从全能政府向公共政府彻底转变的历史机遇,这是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实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必然要求.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政府,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公众领域、私人领域三者的界限与范围,使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使政府在公共领域真正起到全面服务的作用;并同时使市场机制在私人领域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使混合企业与民营企业全面承担起提供私人产品的责任.建立公共政府的途径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使政府权力公共化、政府职能公共化、政府运行公共化、政府财政公共化、政府内部管理公共化、政府责任公共化,从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全球市场化要求的公共行政体制.     

论公共管理与宪政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其公共性和服务性,宪政的核心和实质是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公共管理与宪政密切相关。在宪政平台上应该把公平、正义、伦理、责任和合法性作为公共管理高效率、高效能运行的价值基础。今日之中国,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建构和运行以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由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应是政府真正履行代理人职责执行公众意愿的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平等协商合作的公共管理、公共权力既受到制约又受到保障的公共管理、既能充分实现民主参与又能高效率和高效能运行的公共管理。     

政府合法性问题研究

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中,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印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否说服公众、能否获得民意认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要构建新时期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把推进公民社会转型作为自身合法的历史依据,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改善来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程度,需要获取民意资源来增强自身的正当性.     

论公共权力的强制力

公共权力是社会权力集中化的代表。强制力是指在不顾及施加对象是否情愿的情况下强迫对方服从一定意志的力量。强制所导致的服从是一种被迫的服从。改变强力需要更大的强力。任何社会都必须对冲突进行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进行。公共权力对强制力的垄断既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结果，又是实现社会有效控制的必要条件。强制力的效用是有限的。行使强制力的合理性是有条件的。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程序保证公共权力使用惩罚权力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     

被放逐的利维坦——文化视角中公共权力的失约与回归

政治领域从"神义论"到"人义论"的转向,奠定了现代国家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价值基础,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思想。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失约,也就是现实的人主体性的缺席,其本质就是现实的人自身的异化。公共权力的失约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要使公共权力回归,就必须提高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广泛汲取人类文化遗产的丰富营养,确立一套全方位的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并积极改善公共权力运行的软环境,加强相关文化建设。     

产业集群中政府公共权力失范与合理规制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政府的公共权力运行表现出明显的公共权力失范,主要体现为公共权力错位、公共权力缺位与公共权力越位三种形式,严重制约着集群的升级与发展。规制政府公共权力失范,需要确立"有为"且适度原则与建构责任政府等两大立足点,从健全法律规范、完善集群的社会服务网络与规范政府的公共服务内容等三个方面加以明确规范。     

论政治文明与公共权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政治文明作了详细的论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三大支柱.其中人民当家做主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内核,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人民当家做主直接体现在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确立与保护,而公共权力的滥用则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因此,要实现政治文明就必须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公共权力“责任”的政治伦理根源析论

"责任"作为一种应用伦理,它在整个伦理体系中不是源生的,而是由以"自由"为代表的基础伦理衍生的。"自由"是整个伦理体系建立的基础之一,是个体的天赋权利,不能侵犯他者自由的共识构成了个体之间自由的止限。公共权力的责任是为了维护个体自由,而非相反。公民个体权利的在先性、权力与权利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公职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构成了公共权力责任的三个伦理来源。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动力

法治是制约公共权力最有效的手段,这是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执政党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灾难的原因进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公共权力法治化的动因包括历史发展的潮流、执政党的倡导和政府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观念的变迁,但主要动力是党和政府的推动。单一的政府推进型法治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但政府推进型法治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