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中的公法与私法

藉由公法与私法相对论的观点,学者们对行政法的观察对象进行了诸多的探讨.这些探讨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导致行政法的观察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关系,而且许多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行为也被纳入到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如何处理公法与私法、规制与自治、公益与私益之间的互动,成为行政法学界必须关注的课题.这一课题的研讨,必将带来行政法体系的变化,也涉及到行政法学教学的革新.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论非对抗性矛盾

"非对抗性矛盾"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苏联,用来描述各种阶级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中把这个概念系统化.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又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重要辩论--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大讨论."一分为二"理论的支持者把杨献珍的"综合"、"合二为一"批评为"阶级调和".其实这场辩论绝不是古旧陈腐的,也许在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就包含有上述问题的内涵.     

试论我国公益募捐宣传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在盘点2006年新闻传播业的十个话题时,总结了这样一个问题:"传媒点名富豪捐助穷人: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该问题是由一则连续报道引发的:2006年春节前夕,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的"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不仅公开了被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而且不断打电话询问富豪们的打算和反应.对于有捐款意向的富豪,媒体热情报道,而还没有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1]     

人类基因财产权分析

关于人类基因财产权的最著名案例要数美国的摩尔诉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案.但不幸的是,加州最高法院否定了摩尔的请求,摩尔未能在财产权的争取中获得成功.由此引发了科技界、宗教界、社会科学界关于人类基因财产权的大讨论,反对者认为,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不能把人作为客体,而支持者认为,人类基因财产权的确立,既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保障,也是对生物科技的发展保护,最终让全社会都享受到生物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乡村情结：《乡村发现》受众分析

受众研究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推进,今天的受众已不再只是游走于不同媒介之间的读者、听众或观众,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如何从历史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全面描绘受众的各种面相和角色,分析     

萨伊定律批判

在西方经济学学术史上对萨伊定律的全面批判始于凯恩斯,但凯恩斯的批判并不是基于萨伊定律的自身逻辑,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得以反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依据萨伊定律的自身逻辑,其根本缺陷在于忽略了人们对具体物质财富需要有限性的特征以及这种有限性与个人货币财富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忽略了需要、需求的特性和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对需求的影响,因而使得萨伊定律的作用受到严格的局限.     

基辛格-尼克松的"宏大构想"、尼克松主义与冷战转型

基辛格和尼克松从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结合美国的实力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了美国的外交战略的"宏大构想".体现这种"宏大构想"的尼克松主义强调通过缓和来重新建立世界政治的均势.结束越南战争、中美关系的改善、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美国同盟国关系的发展等,都是实施缓和战略的重点.而缓和战略的实施对冷战的转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列宁关于执政党协调与农民关系的思想

列宁认为,对在农民占人口多数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农民的关系.他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要通过必要的让步实现和农民的真诚联合;要通过协调工农之间的经济关系,争取农民政治上的稳固支持;要通过提高农村工作者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争取农民的充分信任.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消费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左派的教训

阿尔都塞倡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已经扩展到肯定和支持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这一独特角色上.事实证明,工人消费水平的提升所起的有效作用只不过是补偿(从而承认)了他们所受的不断加深的剥削及其负面社会影响.而这种补偿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工人信奉一种强调消费重要性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美国左派(在工会、党和运动中)的缺点就在于认可了这种消费主义.而不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结构下破坏它.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具有积极、创新和求实的性质,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多元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并非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而是强调实践、经验、效果三位一体;它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不断探索和实验,反对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以挫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将玄学拉回现实,创立实践哲学,贴近人类生活,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方法论和审美主义人生观。新实用主义则立足协同性、相对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自由论,给狭隘理性以重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先秦儒道哲学中的智、水关系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儒道伦理学中水与道的关系、道与智的关系以及智与身的关系。道家由水而得道 ,贵柔处下 ,谦退自保 ,离人而慕天 ;儒家则乐兼山水 ,道兼刚柔 ,秉仁义而处世 ,自强不息 ,进取有为。两家虽然都因水而知道 ,而处世 ,而修身 ,但所得之道不同 ,所尚之智不同 ,所持的处世修身取向亦不同 ,因此而形成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地位和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的唯物辩证观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对婚姻家庭历史的唯物主义阐发,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思想。主要表现为：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文明时代婚姻家庭的历史性与必然性,资产阶级婚姻家庭的政治化与利益化,资产阶级金钱婚姻与现代性爱的对立性、历史性等。然而,目前学界存在着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婚姻家庭思想简单化、形而上学化的倾向。故此,唯物辩证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观,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理论研究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当代婚姻家庭建设实践的需要。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邓小平关于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国际形势下,邓小平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超越二元对立——论“纯”与“不纯”的辩证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和处理“纯”与“不纯”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哲学问题、实践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因而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是“纯”与“不纯”的统一体,“纯”与“不纯”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正确认识“纯”与“不纯”的辩证关系,对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张岱的艺术范畴论

张岱是明清之际学术文化史上一位在史学、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卓有建树的杰出人物 ,特别是在文艺 -美学方面 ,其见解深刻而条贯 ,贡献尤为突出。本文从第一手资料入手 ,对张岱的艺术范畴理论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 ,认为张氏是一位充分理解了艺术中各对立范畴相生相济、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将之自觉应用于艺术实践过程的理论家和作家。他对诸如实在与空灵、生与熟、雅与俗等基本范畴的分析 ,都有相当深度 ,充满了辩证精神 ,有相当高的理论价值 ,是中国文艺—美学思想史不可忽视的宝贵遗产 ,对今天的文学 -艺术创作与研究仍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中的时空问题

科学知识中的时间和空间是客观的物质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其时间具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的一维性,而其空间具有三维性或与时间相结合的四维性。而哲学知识中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主、客观统一的异质性、可逆性。其时间具有以现在为基础和中心的向心性,以及以未来为中心的预设目标的超越性;其空间具有以人自身和人的创造物为中心和尺度的向心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科学活动中以尽量排除人的心理和人的活动的因素的干扰而保持科学成果的纯粹客观性,而哲学活动作为一种对整体性的追求和对前提条件的不断追问,把人的活动,特别是产生创造物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及其结果看作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和结果,正是人的精神的以人为中心的向心性和可逆性、无限的个体性赋予了哲学(还有艺术、宗教等反思性知识)知识具有主、客观统一的异质性、可逆性、向心性等。由于人的生活、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具有人的意识的对象化、客观化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对人的内化和理性化统一的特点,所以,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科学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以及哲学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互为前提和基础,相互促进和转化。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