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部《劝学篇》看中日近代文化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

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两部《劝学篇》,二者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都是要为两国的文化发展规定方向,但是二者的旨趣并不相同:张之洞《劝学篇》意在批驳康有为等的维新变法主张,因而坚决反对兴民权,反对自由独立;福泽谕吉则是要培养新的现代国民精神,根据西方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人民的权利。二者都对本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之国家观刍议——以两部《劝学篇》为中心

国家观是一种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某个历史阶段人们对国家的看法的真实反映。19世纪末,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各自写成《劝学篇》,以求救亡图存、文明开化和国富民强。虽都名曰《劝学篇》,其反映的国家观却不尽相同;张氏主张维护国家的封建皇权和儒家伦理,福泽氏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和法治。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反映了两者不同的政治人格,也暗示了中日两国的不同历史走向。     

百年张之洞《劝学篇》研究述评

《劝学篇》是张之洞重要思想"中体西用论"的载体。该书自问世至今,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它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这也为《劝学篇》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拓展的空间。文章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梳理近百年来国内学界有关《劝学篇》的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对学界有所裨益。     

重评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以《劝学篇》为中心

学界通常将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论的典型代表。但细究《劝学篇》全书之意,中体西用似乎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之语。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比以往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内容要丰富得多。这一文化观以纲常论作为政治的最高准则,将民权思想断然排除在可以接受的西学之外;又以会通论作为文化的基本取向,极力主张中西之间全面融会贯通。其纲常论作为一位封疆大吏的政治宣言,无疑阻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和西学传播的深化,而其会通论作为一位著名学者的文化思考,其中仍然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小议"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儒学与《论语》研究

"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儒学与孔子的价值评议,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尊孔"与"倒孔"针锋相对。作为直接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材料——《论语》,在这种辩论与交锋中也倍受各方重视,被不同的眼光、观点分析评价,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儒学与《论语》研究现象。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德沃金"权利论"解读

德沃金认为,在英美政治社会中,法律的有效性不是取决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而是源于人们对它的特殊的尊崇。这种尊崇的根源是权利,因权利使法律自身获得了道德性,而道德又给予了法律特别的权威,也给予了我们对法律的特别的尊敬。德沃金的权利论是在批判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其用权利独到地解决了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所不能解决的法律的有效性和法律的发展问题。德沃金所讲的权利是宪法中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德沃金看来是道德权利,而且是针对政府的道德权利。德沃金认为,在所有的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权利,政府应该平等地对待其治理下的每一个人,不应该有所歧视和区别对待。平等关怀与尊重的权利正是德沃金权利论的核心所在。针对当前中国不断凸显的社会公正问题,德沃金的权利论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解读"公意":道德制高点的面纱——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文本依据

卢梭的"公意"是一种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的道德力量,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论述了公意的来源、公意的确立、公意的执行以及公意的维续.公意来源于人们联合的共同需要.公意的确立就是人们把联合的共同意愿以缔约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共同体的建构中,公意以人民主权的形式体现,建立起了道德共同体.在道德共同体中,法律对公意最高地位的确认事实上就是在为道德立法.公意的执行体现在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共同运用上.公意的维续是要使公意转化为相应的权利,从而建立起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也就维续了公意这种道德力量的神圣性.     

两种"距离",两种"审美现代性"——以布洛和齐美尔为例

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距离"是一个老话题了,似乎烂熟到无话可讲的地步。但是,如果把距离问题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由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审美现代性"联系起来,那么它对于我们的意义却远未穷尽。本文以布洛和齐美尔的距离说为例,提出了两种"距离",即"艺术的距离"和"社会的距离",相应地提出了两种"审美现代性",即"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的审美现代性",从而展示了"距离"与当代生活的相关性。     

东亚"书籍之路"上的《论语》:研究新视野探索

文中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东亚"书籍之路"上<论语>研究的新方向,在于将<论语>学作为微观的各别儒者心路历程,或作为宏观的中、日、韩、越各地<论语>学动态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新的研究方向之下,中日韩各国大学的<论语>学材料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为我们展开新的视域.这种作为过程的"东亚论语学"研究,与过去"作为结果的东亚论语学"研究相较,所着重的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与过去对某特定地域、时代或儒者的<论语>学所进行的静态的结构性的剖析,并不互相冲突.相反地,两者之互为补充,正是东亚<论语>学研究之所以日新又新的源头活水!     

济慈"两个房间"说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比较

济慈诗学常作为东西方学术互参的对象,王国维的“境界”论也是中西文化思想交融的产物。以叔本华的美学理念作枢纽,济慈“两个房间”说又可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相比照,通过阐发济慈诗论中“无思之室”和“初觉之室”与王国维诗学中“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对应关系,或可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涵义。     

不确定性与制度——关于制度研究的经济学方法

本文关于制度的研究,着重从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探讨了关于制度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从交易的不确定性及人类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给出了制度形成的一般过程;制度在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控制和对确定性的一种规定;制度的形成是一个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不断均衡的过程.     

高校校报如何实现“三贴近”

目前,高校校报在发展中存在着定位偏差、报道平面化和信息容量小等诸多问题.要解决如上问题,只有切实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近"要求,深入生活实际,设置有关专栏,在报道策划、版面编排等多方面改进高校校报的办报思路和实践.     

论“两个先锋队”的实现条件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始终做到"两个先锋队",永葆先进性,这不仅是新时期党建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党在新时期能否继续保持其执政地位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文学思潮":关于概念、现象及方法

本文从有关"文学思潮"定义的辨析入手,着重分析了一些有代表性定义背后的思维方式.并由此展开对作为理论命题的"文学思潮"其定义方式、现象范畴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讨论.     

略论坚持"两个务必"对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意义

坚持"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一贯思想."两个务必"既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本色;坚持"两个务必"是建国后历史所证明的唯一选择;坚持"两个务必"在新时期具有新特点、新要求.     

“历史诗学”的两套理路与文论研究中的历史意识问题

本文以廓清“历史诗学”在俄苏与英美文论语境下的意义差异为背景,反思在“历史主义”这个问题下文艺学研究的不同价值取向。我把历史诗学归纳为两套理路,即俄罗斯学派的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反历史主义。正是因为“历史诗学”在俄国和英美文艺理论领域的彼此矛盾的使用方式,才更强烈地凸现出它所包含着的意识形态色彩。     

朱熹涵泳《诗经》的方法论意义

朱熹视涵泳之法为训诂、章句之外的一种解经之法。这在经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涵泳之法具有推重本文、强调感性和践履的特点。《诗经》以其“吟咏情性”的本质,尤为适合涵泳。《诗集传》中的“情性”观念,与理学的心性论紧密相连;朱嘉以“喜怒中节”为《诗经》的最高境界,这都反映出朱熹的涵泳《诗经》的思想与其“中和新说”的密切关系。考察朱熹对《毛序》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也当结合其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论社会科学研究走向社会化的途径

社会科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化则是实现这个使命的重要前提。对此,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科研管理者近年曾做过有益的探讨,且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在如何走向社会化的具体途径上,研究得还不多不深。本文从社会科学研究走向社会化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关键环节、保证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论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概括，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理论，则强调了人的认识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因此它是对“两个必然”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