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换角度，新颖拿人

喜新厌旧，似乎是人的天性。中考作文，也是如此。但问题是，由于同是考生，其生活阅历、知识积累，对生活的认识也难分伯仲，因而在立意、选材上也很难得以新取胜。但如果我们在遴选素材过程中，在鉴别、比较、筛选、取舍、变换角度上等方面多一些思考，多动一些脑筋。力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     

妈妈的“酸汤”

不久以前我向一个好友打听一位很久不见的同伴,得到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好友对我说:“他忙着工作呢。他干得很好,一路高升,都快被捧上天了。”这些话让我听了很是高兴,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人是个优秀的人才,有前途,有创造力,总是不停地在工作。但下面的话却让我十分担心。朋友说:“但他和妻子之间似乎有很大的问题,他很难两者兼顾。事业上的成功似乎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要么是健康,要么是家庭。”     

冯友兰思想方法的现代诠释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其所创建的新理学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宝贵遗产。近年来,有关冯友兰新理学的研究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从宏观上对整个新理学体系重新梳理和分析,二是在微观上对新理学的内涵与影响进行探讨和比较。应该说这两方面成果是喜人的,对于深入研究冯友兰思想,其作用自不待言。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不容忽视,即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思想方法重视不够。有鉴于此,本文打算从思想史的角度,就冯友兰的一个重要方法即“照着讲”与“接着讲”谈点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一、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冯友兰…     

你学会“吝啬”了吗？

吝啬，原本是一种备受鄙视的品质，可是最近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一些城市涌现出的新“吝啬一族”似乎定义了“吝啬”的新概念：他们在日常开支上非常节省，但在文化娱乐消费上却从不斤斤计较，他们的吝啬，已经洗清了“葛郎台式”的贪小便宜和死守财富的恶名。而在上海，记者也发现了这样的“吝啬”一族的踪影，她们是否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呢？     

论池莉的“新英雄”意识

任何一种文学流派抑或创作浪潮，都不可能因其已有的某种共同性而淹没归于其中的作家的个别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究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是“新写实”小说的普遍主题，而塑造新时代中的新艺术形象──“凡俗英雄，并以此向人们指示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则为“新写实”作家池莉所独有。这一论点的提出，无疑是一种“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迄今为止，在众多触及地莉小说的评论中，一种“非英雄”现似乎已成为评论家们的共识。“在这些作品中，人们找不见社会主义新人或英雄人物，而多半是只求活下去…     

汉字产生的多源性

文字的起源是一个神秘而又饶有趣味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研究的问题。汉字的起源,由于甲骨学的兴起以及近四十年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大大推动了它的研究过程。三十年代唐兰先生最早提出“文字产生于图画”,七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中国文字应当归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郭老的看法似乎比唐兰的全面了一些,但仍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在讲文字产生时没有提到假借。八十年代末,裘锡圭先生提出“表意字的开始出现和假借方法的开始应用,在时间上不会相距很久,很可能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这句话已有些     

拓展对历史主体性的理解：对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呼唤

拓展对历史主体性的理解：对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呼唤刘森林一“主体性”问题可谓国内哲学界近年来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毋庸讳言，对立的讨论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急切催促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从对历史主体性的讨论情况看，似乎讨论还过于抽象地囿于一些一般性问题上走不出去，...     

关于“心”的研究──新科学的启示

关于“心”的研究新科学的启示窦宗仪中国文化尚实重致用，对心的探讨，似乎比其他文化较不注意。《尚书》提出“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大纲，但后来缺乏更深入有系统的分析。心是什么？《易经》中没有涉及。心学在宋明理学中蔚为大观，是受大乘佛家论心的启发...     

下关老街巷的前世今生

没有桃叶渡美丽浪漫的千古佳话，也没有长千里“郎骑竹马来”的纯真图景，表面上看，下关许多老街巷地名成因简单，称呼直白．似乎没有太多的文化典故可挖。其实，早在东晋时期，已是江南地区的漕运、贡运、军运中心的下关．独特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令它的历史风貌别具特色。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论争

“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最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朦胧诗”是其典型代表。但是，“文革记忆”使得新文学观念在产生之初就携带了相当多的主观情绪，并使“朦胧诗”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不过，这场争论的实质并不指向“朦胧诗”本身，却因对各自立场的坚守，使得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并未有质的变化。最后，以这场论争为媒介，意在完成对“本质不变论”的历史批判。一是“朦胧诗”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不是某种观念的衍生物；二是对“朦胧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方向性地位的刻意强调也似乎有不妥之处。     

新批判主义与时代精神

新批判主义与时代精神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晓芒在知识界、文化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前两年很是热闹了一阵子，目前又趋于消沉了。就象中国各种五花八门的什么“热”一样，似乎仅仅是又一轮的时髦风潮。这种“流水席”看得多了，不觉使人产生一种腻味的感...     

应该怎样评价老舍的《猫城记》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一点是人们所公认的。但是,他的著名长篇小说《猫城记》,长期以来却成为人们所一致责难的目标,从根本上被进行了否定,而且似乎已经成了定论。前两年,老舍夫人胡黎青同志在编选老舍的创作经验集《老舍论创作》一书时,对于《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就曾经“犹豫了很久”,最后才“决定照印”。这说明,社会舆论的影响,在作家夫人的思想上也是起过不小的作用的。《猫城记》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历     

尊重个性 发展自我——论中国近代“群己之辩”

“群己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古代哲学家以“群体重于个人”作出解答，近代哲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求“尊重个性，发展自我”，并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的产生又有它深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根源。     

尊重个性 发展自我——论中国近代“群己之辩”

“群己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古代哲学家以“群体重于个人”作出解答，近代哲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求“尊重个性，发展自我”，并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的产生又有它深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根源。     

尊重个性 发展自我──论中国近代“群己之辩”

“群己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古代哲学家以“群体重于个人”作出解答，近代哲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求“尊重个性，发展自我”，并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的产生又有它深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根源。     

康白情──中国新诗坛上的一颗流星

康白情是“五·四”新诗坛的一员猛将，“诗体解放”的大胆追求者，当时新诗创作的一座标竿。其《新诗的我见》是一篇关于新诗理论研究和创作谈的专论，对新诗的一系列问题，均有独到的看法。尽管他在新诗坛只是一颗流星，然而他却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遗忘和埋没是不公正的。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对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再认识

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地“边缘化”的“尘封”死角，长期被“冷落”。一个曾经被“民主斗士”闻一多“经典性”地政治批判为“靠五四运动起家”而“最后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的罗家伦，政治上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然而，“穿过历史的迷雾”，努力破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在罗家伦历史评价方面的“标签化”、“符号化”的历史偏见，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对罗家伦的生平与思想给予新的阐释，仍然颇有价值且富有典型意义。     

银企联动，“贷”动古典家具腾飞

作为闻名的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仙游，仙作联姻银行可以追溯到很久，不过真正牵手，大概在2009年左右。仙作产业的强势崛起离不开众多银行的“穿针引线”和持续“输血”。当然银行与红木联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经过一波三折，在危机中创造转机，从下面的“仙作通”故事中，我们可以窥得一斑。     

贺麟与胡塞尔现象学

贺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的“新心学”和胡塞尔现象学在本体论上有相似处，但也有不同，在方法论上则有严重分歧。这成为贺麟即使受到胡塞尔现象学影响，但却公开批评现象学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甚微，本文也给出了部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