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视野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哲学为出发点,从马克思主义国家思想中汲取营养,在与各种资产阶级国家和权力学说的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想争论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更具有国际视野的国家观。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的性质、作用和发展趋势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相对贫困治理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劳资关系、剩余价值等方面入手,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形成根源、破解途径和目标指向.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梳理我国扶贫历程的阶段特征和政策演变,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更加注重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及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我国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行思路:发挥制度优势,建立长效机制;多维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7月8~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旨在响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探索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治理经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学术参考与智力支持。     

杰索普国家理论述评

杰索普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首先,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批判理论的适应性;其次,他重新发现了普兰查斯的学术价值;再次,他用策略关系理论代替了"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最后,他通过"治理国家"概念为未来的国家形式提出了有益的理论展望。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国家阶级本质和职能理论新探

如何理解国家的阶级本质和职能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探讨的重大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的阶级性表现在国家机关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国家代表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这种观点无法与国家追求统治合法性协调一致,而且受到了以下挑战:国家越来越多承担公共管理、服务性职能,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中立性。其实阶级本质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相互作用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的总和。国家的阶级本质一方面通过国家与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和再生产的关系得以体现。国家的职能、运行功能、性质、运行形式,体现了国家和剩余价值生产,生产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关系。     

治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的再出发

治理理论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 ,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 ,凸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欲性和可行性 ,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范式。但治理也存在失范和失效现象 ,治理研究亟待深入。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理论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介到我国后,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争论的重要问题。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见仁见智地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甚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碰撞。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研究者中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激烈争论,至今未能达成共识。近几年来,关于“西方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尽管中等国家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在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而形成的"利他"与"利己"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影响全世界的一个重要时代因素,在此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进行归纳、述评及展望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不在少数,总体分析,大体是三个角度: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要性;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体系;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路径。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其研究利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己之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概念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时时出现。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再思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即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就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而言,第一期发展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跨学科唯物主义"和启蒙辩证法为代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第二期发展以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为代表,被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面目全非";第三期发展以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为代表,被重新诠释后的马克思已经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因而,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     

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再思考

20世纪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透视、分析和批判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从注重文化层面的激进政治斗争,逐渐走向承认自由民主制,并且力求在自由民主制的框架内拓展社会民主,这些成果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但也从多角度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论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和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突出实践性与人民性,符合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宗旨、原则和精神,具有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搞好我国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