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民俗之“三歌一影”

昌黎民俗中，“三歌一影”可堪称翘楚、独占鳌头。“三歌一影”分别为“民歌”“秧歌”“吹歌”和“皮影戏”，是昌黎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近年来，随着民间艺人们的努力，“三歌一影”更是大展宏图，屡屡展现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其中，民歌、秧歌和皮影戏更是入选了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有诸多突破“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尝试：借助“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强调“混杂性”和“流动性”来消解“中心”和“边缘”，或者拓展费孝通“走廊”范式对“互动”和“迁移”的强调，将对立转化为“中心”对“边缘”的区分和涵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世界主义”，以一元的“世界性”来突破二元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既指包含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身份认同，也指含括了时空万物的一种“宇宙-政治”观。世界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立场，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强调每个地方的世界性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特定结构。本文以此重新思考民族、族群、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边界, 强调每个地方存在的超越这些概念边界的“联系”——区域性的和历史性的、符号性的和物质性的、以及存在意义上的。     

现代汉语中“手”的隐喻研究

本文通过对现代汉语中“手”这一词语的隐喻使用进行研究，探讨了“手”的隐喻在汉语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文章首先介绍了隐喻的基本概念及其在语言中的重要作用，然后针对“手”这一词语的隐喻使用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包括“手”作为行动的隐喻、“手”作为感官的隐喻、“手”作为人际关系的隐喻、“手”作为状态的隐喻等方面。最后，文章探讨了这些隐喻的深层含义和语言文化背景，并且提出了一些启示和思考。     

“六小时工作制”真的太傻太天真

“艳照门”事件女主角之——阿娇一句“很傻很天真”的辩解，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口水讨伐。可我们的现实是，确实还有许多人说了“很傻很天真”的话，做了“很傻很天真”的事。这不，在“八小时工作制”早已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还提议“六小时工作制”呢。     

回鹘“楼居”与契丹“四楼”之关系研究

唐宋时代的回鹘可汗已筑城而居，但在举行盛大活动时，经常要在牙帐处设“楼”，可汗居其上，称作“楼居”。此“楼”实为一种专供可汗享用的毡殿，颇似中原王朝的“丹墀陛阶”。辽朝立国后，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建有“四楼”，作为“皇族居地”。这一现象，体现了回鹘－契丹在制度、文化上的深刻沟通。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

改革开放以来，以“退”为进正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人还山”、“退人还湖”，这一个个底气十足的“退”字，给发展赋予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抓特色，走自己的路——1999年吉首大学获得多项科研成果的奖的启迪

1999年，吉首大学获得多项科研成果奖，其中国家级奖3项，即“首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及“全国优秀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三等奖”、“国家体育科技进步三等奖”，获得“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三项，获得省委宣传部“理论报刊编辑优秀创作成果一等奖”一项，获得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同时获得“第三届科技兴州奖”和“州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这些获奖的成果为吉首大学带来了创历史水平的科技成果丰收年。     

渤海东牟山考辨

本文根据长期的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确定东牟山的地理位置在今延吉市东南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相汇的城子山山城。同时，文章还揭示了东牟山地名由来以及“东牟”这一名词的真象──即东明、邹牟、朱蒙的同音异写；提出了忽汗水、忽汗海之名的变迁过程，今布尔哈通河才是渤海初期的忽汗水，而海兰江则是史书所载的“奥娄河”，“奥娄”一词系“置沟娄”、“高句丽”、“桂娄”，均为同音异写；破解了“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及显州至上京“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都”等诸多历史文献中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疑惑，并订正了长达百年的种种误释。     

经天纬地 衣冠崇礼 有关纺织、服饰与文明观的随想

<正>纺织的发明不仅使人类可以蔽体遮羞，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概念体系乃至宇宙观、文明观的形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学的“经”字，学术传统、文化传统的“统”字，世纪、《史记·五帝本纪》的“纪”字，都与纺织有关；“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继”也与纺织有关；文化传承的不绝如缕或者文化的断绝，“缕”与“断绝”还是与纺织有关；而我们常说的“经天纬地”，同样与纺织有关。所以，纺织不仅织造了衣服，织造了文化，更织造了文明，织造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     

青海湖风景线

“青藏高原的一颗明珠”是赞美，“雪山女神的眼泪”含着感伤，“环湖崩溃”则有些耸人了，环湖走一走，看一看，它存在，它真实，我思考，我存在。     

人类敦煌 心向往之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敦煌的对话

<正>在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接壤处的戈壁大漠中，有一片绿洲，她就是驰名中外的“丝路明珠”——敦煌。“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乃盛大辉煌之意。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春秋时期称敦煌为瓜州，以出产美瓜而得名。西汉武帝时期，张骞的“凿空”之行打通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列四郡，据两关”则在保障丝绸之路通畅的同时，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发展以及中原和西域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也因此见证了历史的风云际会。     

内战前“美国人类学派”对黑人种族形象的塑造——美国早期种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9世纪30—50年代，一批被后世学者称为“美国人类学派”的知识精英，基于颅相学和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科学”话语引入美国国族构建的讨论中。该学派通过对不同的种族分别进行“科学”研究，构建了一套以白人种族优越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其塑造的黑人种族形象既“低劣”,也适应了奴隶制度中白人文明的“恩泽”。这种建构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南方奴隶主的拥奴思想，并被用来作为证明奴隶制合理性的依据，另一方面激发了美国白人内部的种族认同，增强了内战前国族构建中的“种族性”特征，塑造了一条“科学”意义上种族优劣的边界，为后来“科学种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易学视野下的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另类解读之三

“接龙”是苗族传统民俗活动之一，目前在湖南等地的苗族群众中仍有遗存。传统的“接龙”活动，是把“龙”接到村寨和家里，保佑四季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表面上看，“接龙”是一种带有浓厚民间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动，但从其具体的祭祀礼仪来看，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易学哲理，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同易”、“神道设教”的文化遗存。     

百年徽商，遗失在马头墙里的记忆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安徽绩溪的民谣折射出了徽商们的艰辛背景。这个以“徽骆驼”自嘲的大商帮曾创造了“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无徽不成商”的商业神话，叱咤中国经济舞台二百余年。他们的发迹和中兴、他们的奋斗履痕，还有那片曾孕育了“红顶商人”胡雪岩、国学巨匠胡适、“湖畔诗人”汪静之等一代巨贾、名儒的微州大地，无不激发着我们强烈的好奇。他们曾经富可敌国，据考证，早在明代万历年问，微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到了清中叶，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8000万两，几乎等同于那时天子乾隆帝的“年收入”。他们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财富英雄。     

咸丰县保护并传承原生态民族文化精品

为使蕴藏在民间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得以弘扬并传承，咸丰县在发掘、整理、抢救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花大力气保护并传承了“地盘子”、“板凳龙”、“干龙船”、“牛虎斗”、“土家婚俗——哭嫁”、“土家礼仪歌（敬酒歌、迎客歌、留客歌、送客歌）”、“咂酒”等一批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精品。     

少数民族节日来源典故精选

古尔邦节 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哈萨克、回、保安、东乡、撒拉、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和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古尔邦”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牺牲”、“献牲”，古尔邦“宰牲节”在我国新疆又称“库尔班节”、据说，很久以前，阿拉伯“先知”易卜拉欣夜梦见安拉启示，要他宰掉自己的儿子为安拉献祭，以考验他对安拉的忠诚。当易卜拉欣，正要把儿子伊司玛义宰杀时，安拉看到了易卜拉欣对他的虔诚和敬畏，派天使送下一只羊代替了伊司玛义的牺牲。这就是宰牲节的来历。以后每年的这一天，阿拉伯人民便根据这一传说定…     

临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刍议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历史任务，年初又出台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至此，中央已连续出台了三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从中央“一号文件”的连续下发，我们可以明显体察到党的富民政策的深入，中央对当前农民问题的关注，这些文件的下发充分显示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临夏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全州农业人口171．4万多人，占总人口的88．6％，作为一个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通过分析我州农村建设的现实基础、面临的机遇，就如何进行临夏州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前景献计献策。     

仪式空间与文化亲昵的呈现及表达——基于H镇各民族祭鄂博仪式的调查

仪式作为一种“表征性空间”，象征着“地方”情感与“民族”情感，展现出“文化亲昵”与“文化尴尬”相伴而生的现象。在H镇祭祀鄂博仪式空间的营造、营造后的博弈以及仪式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话语的过程，“文化亲昵”由于历史传统、族群认知与社会区分、国家文化整合等一系列因素而呈现出发生—区分—聚合的过程，显示出凝聚与竞争、不稳定与稳定并存的特征。各民族在竞争与不稳定中产生了“文化尴尬”，又在凝聚与稳定中消解了“文化尴尬”，形成了融通的“文化亲昵”。融通的“文化亲昵”是构建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文化亲昵中形成的“地方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喜喝土家待客茶

我们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师生，来到湖南慈利、桑植交界的蜜村一带采访，受到了当地土家族人的热情接待。他们还专为我们煮了“泡茶”，雕了“花茶”。时间虽然过去了多日，至今犹觉嘴角生香。刚进寨门，就见一排排吊脚木楼依山而立。穿着镶有花边的民族服装的妇女和服饰古朴的男人，前来欢迎我们，青年们还吹起了木叶，摹拟“稀客--稀客”的呼叫，听来格外亲切。我们刚坐下，女主人就端来了“泡茶”，要我们尝鲜。这是一种特殊的“茶”，是采用上好糯米，隔水反复蒸晒，然后，用桐油煅过的细沙子“泡”备好的泡米。待客时装入碗里，加上事先熬…     

世纪之交“蔻风”过神州

“蔻”的本意，读点书的人大多知道。一句“豆蔻年华”，让耄耋翁媪也情不自禁地忆起能掐出水珠的嫩嫩往昔：高小时节，曾偷偷用高梁杆为班主任搭建一间新房；初中阶段，曾因越吊越短的裤腿而在异性同学面前一步一迟疑。而在眼下，“蔻”则如一场入冬的感冒，或似一场开春的雾，迅速普及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什么东西一流行起来，真是不得了啊。据说，“蔻风”之源远溯欧美，近起日、韩，不知何时被我国国民“借来”并且呼啦啦一下就弥漫了神州大地。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颇有些东风压倒西风的意思，从社会形态上看，则由民众贫富差异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