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文献中"李域"(li-yul,于阗)的不同称谓

于阗地名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备受学术界关注,其在梵文、印度俗语、佉卢文、突厥文中都有不同的写法或称法。在古藏文文献中,于阗被称为“李域”(li-yul),且有li-yul、klu-yul、yul-li等不同的写法,而历代藏族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又给李域以各种不同称谓,对其地理方位的理解也有所差异。本文整理了藏文文献中出现的“于阗”(vu-tan)、“新疆”(zhin-cang)、“泥婆罗”(bal-yul)、“瓦洛”(bal-lho)、“杂丹吉域”(rtsa-ldan-gyi-yul)、“萨勒尼玛尼之域”(sa-las-nu-mavi-yul)以及“鲁域”(klu-yul)、“域李”(yul-li)等若干种“李域”的不同称谓,分析了各种写法及不同称谓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蕴。     

山何以“灵”：文明共生视角下的云南鸡足山

以“灵”作为理解山之存在价值的关键,僧侣、乡民和士人有关“灵”的观念与实践共同构筑鸡足“灵”山的多个面向。“灵”的不同观念来自不同的宇宙观传统,这些不同的传统在鸡足山交错互动,既可以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横向关联,又可以看到文明内部大小传统在纵向上的互动转化。文明的共生是通过在差异中建立联系、在冲突中寻求对话而实现的。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两周金文语法札记(四则)

“余、我、朕”是常见的第一人称代词,其不同主要表现在句法功能上,即“余”以充当主语为主,“我、朕”以充当定语为主;“我、朕”的差别表现在“朕”主要见于具有庄重色彩的语境中,而“我”没有类似特点。“不、弗”、毋、勿”是常见的否定副词,“不、弗”主要表示一般性否定,“毋、勿”主要表示禁止性否定。四词在出现频率、出现时间、句法功能、组合功能、其后动词是否带宾语等方面都表现出或同或异的差别。“乃、婚”二词的不同表现在“乃”主要用为第二人称代词,而“婚”主要用为承接连词,但在大的不同中二词也表现出一些同的特点。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批评,反映了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分歧之一,是对“文化”和“血缘”在民族形成中之作用的认识不同;分歧之二,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称“国民主义”)的认识不同。而分歧的根源,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即：即立宪派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革命派则主张建立单一汉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两派为此发生激烈争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家最终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以及其他反清王朝力量的基本共识。     

论藏文文献中“(ζΣ)”(霍尔)的概念及范围

“(ζΣ)”(霍尔)一词在汉藏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泛指西北方的部族.对其所指的族群和地理范围概念,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议,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藏文“(ζΣ)”一词在一些历史文献和档案文献中被译成“回纥”、“霍尔”、“伙尔”、“夥尔”、“霍耳”、“和尔”、“伙日”等音近的词,学术界关于“(ζΣ)”(霍尔)的界定,学者们提出了各家论点,针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内的“(ζΣ)”(霍尔)进行了论证分析研究,但对藏文“(ζΣ)”(霍尔)一词的概念理解和地理范围仍不明确.鉴此,笔者翻阅藏汉文献中相关“(ζΣ)”(霍尔)的记载,进一步研究分析其来源和方位.     

舞蹈“香音飞天”中的表演风格探析

舞蹈“香音飞天”根据龟兹石窟壁画中“飞天”的舞姿造型以及独有的风格特点进行编创与表演。并以不同的舞姿形态进行供养、赞法。所以,作品“香音飞天”主要是从龟兹石窟壁画中“飞天”形象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舞姿造型为创作元素,并对这些舞姿造型进行收集、整理与归纳,继而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飞天”舞姿造型——“■”型、“U”型。     

安多口语使役态的特征研究

安多口语中的使役态“xeujeug”由“xeu”和“jeug”两个要素构成,在书面语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语法中前者解释为“变化格”,后者视作普通动词.但本文认为“xeu”及其不同形态是安多口语的“使役助词”;“jeug”及其不同形态是“使役动词”.     

从"Representation"看人类学"表述危机"

本文通过对于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representation”的梳理,探讨了其在人类学不同阶段理论背景下的不同内涵以及在人类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意义,透过“representation”反映出人类学理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人类学“表述危机”的理论论争的根源和问题的实质。     

“和而不同”与文明对话

从本质而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当今世界存有许多种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一面、不同的一面。然而,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其实还有许多共同、共通之处。文明之间的“不同”,其实无非是“大同小异”,至多是“大同大异”罢了,前提却依然有很多的“相同”。除此之外,不同文明之间还必定有许多关联之处、互相借鉴之处,所以文明的“求同存异”与人类的“和平共处”便有了基础。 严格地讲,真正的文明本来不会发生冲突。因此,从根本上说文明之间是可以对话、并存和融合的,而文明之间的冲突必定是细枝末节之事。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非常引人瞩目,并引起广泛的论争。亨廷顿教授指出:“文明间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文明冲突的最根本因素是宗教因素和与宗教联系的种族因素;冷战后的今天,文明的冲突就将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断层上。”他过分看重现象,过分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一面,     

女真族名起源新说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女真一名有许多不同的别称,如“女直”、“女质”、“朱里真”、“朱里扯特”、“主儿彻惕”、“拙尔察歹”、“珠申”等。考其起源,很可能都是来自不同语言的音译。如“珠申”乃是由满语转译而来。而“女直”、“女质”等写法又有避讳之说。的确,根据不同民族的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女真这一族名的音译差别可能很大,如根据古波斯文献中“女真”一词的发音可记载为“朱尔哲”,根据马可·波罗发表于十三世纪的     

人类学回族研究的新拓展——序《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其研究的单位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群体,即它主要研究不同人群的文化特点。欧洲大陆的学术界将人类学(Anthropology)称为“Ethnology”,其本意是指研究“各种不同的人群”,而汉文将其翻译成“民族学”,并不完全准确。“Ethnic”有“民族”的意义,但又不等同于现代汉语的“民族”。其实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人不是仅以民族为单位,而是以各种不同的人群为单位。这个“人群”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以职业、地域、年龄、宗教信仰、性别等的不同而划分的不同的人群,所以如果我们将“Ethnology”翻译成“人群学”或许更贴切一…     

“花儿”小议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宁夏、甘肃、青海三省(区)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深受人民喜爱。这些地区的群众,不但经常在田野里用高亢、清脆、嘹亮的歌喉漫唱“花儿”,而且在每年端阳节前后,夏收大忙之前,还有召开大大小小的“花儿”演唱会的习惯。这种民间“花儿”会,小的人数一般在四、五千左右,大的竟达数万之多。例如,甘肃莲花山、青海瞿昙寺“花儿”盛会,多达四、五万人以上。由于“花儿”流传的地区不同,因而语言风格、音乐曲调和演唱形式也逐渐形成了若干不同     

关于裕固族族称及语言名称

我国少数民族的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史籍中有不同的汉字译名,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方面汉字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读音有差别;另一方面,一音多字,同一名称的音译,可能用不同的汉字。例如,维吾尔族,从突厥文、回鹘文文献看来,至少一千多年来始终未变,均为[uj?ur],而汉文就用过“回纥”、“回鹘”、“畏兀”、“畏兀尔”、“畏吾儿”等等,达斡尔族,自称[dαγur],汉文也有过“达胡尔”、“达呼尔”、“达     

香格里拉如梦也如金

对于中国西部以外的人们 ,西部自古就是一块充满梦幻的土地。比如云南 ,过去有过许多不同的名字 ,从“瘴疠之区”、“蛮荒之地” ,到后来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 ,直至近些年的“彩云之南”、“秘境云南”、“梦幻云南”。这些称呼透出的 ,是不同的人对它的不同估价。同一片土地 ,人不同 ,眼界不同 ,结论当然也就不同。我更喜欢的是“梦幻云南”这个名字。然而 ,西部自身真有梦幻吗 ?当然。如梦如幻的云南 ,孕育、催生着人们的梦幻 ,而梦幻一经点化 ,也可成金。我所知道的“迪庆香格里拉”的故事 ,就是一例。如今 ,由昆明经大理、丽江…     

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

一“民族学”,顾名思义,是研究民族的一门学科。“民族学”这个名词,也同其它许多科学的名词一样,起源于古希腊文,由ΕθΝΟΣ(族、民族)和ΓAΡΦΕΙΝ(叙述、描写)两字组成,意即“关于各族人民的记述”。“‘民族学’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称呼,而其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在专家们之间总是争论不休,各持己见。在美国,一直称其谓‘文化人类学’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论甘肃“花儿”的演唱特征

在中国西北卓越多姿的民间音乐里,有一种音乐形态以它热情高亢的旋律、耐人寻味的曲词、变化多端的演唱方法而历久弥新,它就是被称作西北之魂的地域歌种——“花儿”.在历史车轮的前行中,“花儿”的发展也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流派.本文从甘肃“花儿”入手,了解“花儿”的起源和发展,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花儿”这一经久不衰的民间山歌是如何从山村田野步入学术大雅之堂的.     

不同文明中的祭祀

在人类学词汇里用得最频繁的术语“祭祀”有着一个非常广的参照对象。2013年4月21日至23日,在四川成都安仁召开了一个“不同文明中的祭祀”国际工作坊,对“祭祀”的不同定义进行了探讨。工作坊参与者从以往和最近的方法对祭祀进行了不同的分析。本文对工作坊中提交的这些论文作一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