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农村村级社区公共决策探析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村级社区决策的制度安排与实际运作的考察 ,探析了村级社区公共决策的机制 ,指出村级社区公共决策的制度与运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现阶段中国农村村级社区公共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因受环境因素影响 ,发生了种种偏离制度文本的现象 ,明显地呈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特点 ,村民自治基本上还处在“干部治理”或“精英治理”阶段。     

论市场转型期村级组织建构和功能的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 ,村级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及文化等方面的功能逐渐得以发挥。在我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 ,其功能正发生嬗变即村社区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控制科学化、社区文化新体系 ,从而再铸村级组织的功能     

社区自组织的要素与价值

自组织理论产生于自然科学,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社会结构自组织理论为人们建构新公共管理模式供了理论基础,社区自组织理论揭示了社区生活本质是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自组织是五个要素的有机组合,社区自组织弥补了目前学术界流行的社区自治理论的缺陷。     

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区自治、提升社会微观管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完善政治沟通制度等,构建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文章认为,村民选举为村庄的经济精英提供进入村级权力组织的机会与渠道。基于对浙江所做的经验研究之上,本文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多年来已经改变了村庄权力继替的规则,村级权力组织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通过村民选举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已经转向政治精英,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即发生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管理者的转变。     

自治与服务:社区组织权责的扩张与异化

社区组织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力量,不同的社区组织具有不同的权源性质,对社区资源的控制与争夺使得社区组织权责呈现不同程度的扩张与异化。为达成社区和谐、安宁的治理目标,实现社区组织合作、共治,必须以自治与服务为理念、在强化业委会独立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完善社区组织的权责配置,限制公权对居委会自治的侵蚀,剔除资本势力对业委会的侵凌。     

多中心秩序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之所以一直走不出自治不足的困境,原因就在于行政性的单一中心秩序。执政党领导下的社区多中心因素构筑的多中心秩序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多中心秩序在社区的延伸和扩展。社区多中心秩序的建立将促进居民互动和社区化,促进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有序参与。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将是多中心因素的主要构建者,法律则是维系多中心秩序的制度保障。     

转型社会与城市社区组织建设的拓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随着市场体制的推进和社会结构转型 ,城市建设出现了大量新情况 ,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为此我们以转型社会与城市社区建设为主题 ,重点对行政化社区组织的终结 ,社区组织结构模式的拓展 ,社区组织运行模式的超越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我们认为当前城市社区的组织运行与管理建设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即 ,改革社区行政管理、推进社团建设、完善居民自治管理等 ,并通过这三者的有效结合 ,共同构成社区运行的良性模式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自组织的可行性探析

我国农村社区自组织是按照社区自治原则设立,社区居民依法自治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当前普遍存在着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低,社区自组织动力不足和自治能力不强以及社区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必须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路径,而社会工作恰好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分析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探究其介入的可行性,必将有利于推进我国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的发展进程。     

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问题研究

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是源于基层的探索实践,而且目前仍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本课题力求现状分析与理论探讨的结合,以基层实践作为研究依据,对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问题进行了观察研究。首先,论述了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的现实意义。以问题分析作为理论支撑,指出了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深化莱西会议精神的实际步骤,更是解决当前村级组织建设深层次问题的现实需要。其次,提出了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的对策安排。确定了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四个基本原则。以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促进村级组织的协调运转、实现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目标,提出了加强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的实践选择。     

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机制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日渐加快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社区志愿服务正逐渐演化为社区公共服务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作为社区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社区志愿服务仍存在着许多缺陷。这些不足,制约了我国社区志愿服务进一步发展,必须通过不断加强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的建设,建立健全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管理机制．才能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     

社区自治的困境及其成因与对策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当前由于现实社会体制结构存在弊端,社区自治陷入委托—代理困境、自主权困境、社区党政关系困境等困境之中。对此,应改革现有的社区体制,合理组织和划分政府与社区以及社区内部各组织之间的权力与职责,增强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源于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对社区自治空间的挤压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嫩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为城市社区自治营造良好的自治生态环境,让政府真正从城市社区的一般性公共事务管理中退出,重塑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威,不断提高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关于重建城市社区组织结构的思考

社区组织是社区管理的载体，社区组织的结构运行如何直接影响着社区的内部管理。目前，加强社区管理更多地是着眼于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而缺少社区组织结构和社区框架整体创新的目标追求。从长远看，加强社区管理，迟早会触及社区组织结构变革这个深层次和根本性的问题，并引发出由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的质变。因此，对重建社区组织网络结构的讨论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我国传统社区组织结构的特征我国传统社区组织结构是行政化的等级结构，明显地存在着三个特征：第一，我国传统社区的组织结构是一种“无纬式”结构，即它只有自上而下的…     

从居民委员会到社区委员会:内源性革命与民间社会的兴起

全国社区建设运动方兴未艾 ,社区管理与社区政策成为国家政策议程优先领域。社区建设核心是深化社区体制改革 ,关键是社区组织结构—功能转变 ,目的是建构新型社区。实证研究发现 ,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社区自治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其实质是国家何时和如何光荣退出社区自治领域 ,以重构国家、市场与社区的金三角关系模式 ;城市社区建设、市场经济和民间组织发展已引发当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革命的社会影响是民间社会兴起 ,并为市民社会发展奠定社会基础。革命性质既不是单纯由上而下的推动 ,也不是纯粹由下而上的革命 ,而是社会结构转型处境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内源性革命。     

转型期社区组织的科层化及其走向——以C市J社区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社区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行政、民生事务的大量下沉,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科层化现象。与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权责分明、分工精细的科层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权力来源的天然缺陷与资源掌握的有限性,使其科层权力运作缺少坚实的基础。自治组织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以及自治组织内部成员的低成本脱位性,亦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科层化呈现出特殊的形态。虽然社区组织的科层化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但其行政化倾向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社区科层化现象是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行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改革使社区组织走出科层化的举措,都将面临复杂要素的制约。     

构建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

合肥市西市区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中 ,把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与基础工程来抓 ,以推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和逐步自治为中心 ,采取多项有力措施 ,努力推动了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的形成。     

社区立法必要性探析

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自治组织,正逐渐取代街道居民委员会,成为城市改革的平台,城市管理的“总抓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目前全国社区建设的实践看,社区建设倍受重视。社区是社会自治组织,占据中介法律地位和行政主体地位,明确社区法律地位,加强社区立法有利于增强社区建设,实现政府公共利益目标。     

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的结构创新：由社区议事局生发

社区自治在与政府管理层级及社区内部各类组织的权力和权利博弈中遇到了纵向与横向的困境。南京市白下区的实证调查中表明,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应首先从改造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议事规则出发,并首创性地提出建立“社区议事局”这一新型社区组织结构,以期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有效互动的新途径。     

模糊的边界：社区组织自治权力的退缩

社区的自治状态是社区各类权力主体在维护社区秩序、促进社区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相互之间的职能协作达到的一种自我维续样态。通观公共经济理论对社区治理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边界讨论,政府、社区自治组织、营利性组织的职能边界在理论发展上日渐走向明朗化。但是,在我们对上海市的相关调查中,却发现社区自治的边界依然存在着种种模糊,这些模糊主要是由政府对社区、市场的介入引起的,而这种权力的入侵有其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对社区治理职责边界的改进,重点在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