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祯卿的《谈艺录》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祖籍常熟,后徙居吴县,遂占籍为吴县人。徐氏“天性颖异,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弘治乙丑举进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乞徙南就养,会失囚,降国子监博士,卒子京师,年三十三”。徐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祯卿既有《迪功集》所收诗作传世,又有《谈艺录》显示出对诗歌理论的建树。《谈艺录》皆其研究诗学的会心之言,备受后人赞许。《四库全书总目》评道:“祯卿虑淡而思深,故密运以意,当时不能与梦阳争先,日久论定,亦不与梦阳俱废,盖以此也。”清初诗论大家王士祯尤其折服此书:“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朱琰称许说:“昌谷有《谈艺录》一卷,说诗能到     

款鹤之名辨误

台湾学人江兆申先生所著之《文征明与苏州画坛》中介绍苏州名人王祥时谓 :“父著 ,善医 ,富收藏 ,与祝允明有瓜葛亲 ,所来往皆一时名人。唐寅曾为之两作款鹤图。”(台北《故宫丛刊》甲种之四 ,1 977年 1月第一版 ,六十二页 )同文中又在记叙唐寅《款鹤图》时云 :“(款鹤 )名著 ,乃王祥之父。”(同上 ,四十一页 )江先生在文中认为王祥之父名讳为“王著” ,其与祝允明的关系只是“瓜葛亲” ,其资料据称来自唐寅《款鹤图》卷后谢希曾题跋 :“款鹤名著 ,精医术 ,与枝山为姻亲 ,而与六如友善。”(此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江先生此论对王款鹤的一些…     

明代前七子派形成时间考

明代前七子派成员主要有"四杰"、"七子"、"七才子"、"十才子"等并称,由这些并称可知前七子派以"四杰"为中坚,其中李梦阳、何景明为首,边贡、徐祯卿次之,其他皆为羽翼。而前七子派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其他成员向李梦阳聚拢,与其交接,彼此影响的过程,因此以其领袖之一何景明和七子中最后登场的徐祯卿的加入为关键点,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考察得出前七子派初步形成于弘治十六年(1503),最终形成于弘治十八年(1505)。     

相似的执著 别样的歌吟——郑燮与唐寅生命意识之比较

郑燮乃“扬州八怪”之翘楚,唐寅是“吴中四子”之魁首,两人皆以行迹怪诞、狂达自放斐声文坛。郑燮一生兀傲高洁,不苟与俗;唐寅更是风流跌宕、傲睨一世。但在生命支点的寻觅和探求上的不同抉择,却使他们虽有“相似的执著”,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别样人生”。     

树下听泉图

<正>《树下听泉图》,青绿山水,明代文徵明画,现藏吉林省博物院。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徵明,后以字行,别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氏精通诗、文、书、画,造诣全面,绘画方面,山水、人物、兰竹等无一不工,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也称“明四家”,继沈周之后执吴门画坛达四十年之久。     

弘治本《西厢记》刊于何年

弘治岳刻本《奇妙西厢记》是现存王、关《西厢记》最早的完整刻本,价值很大。但此本《西厢记》究竟刊于何年呢? 弘治本《西厢记》牌记的末一行为:“弘治戊午季冬金台岳家重刊印行。事情很清楚,书刊于“弘治戊午季冬”,可人们在把它换算成公历时却出了毛     

李梦阳文学思想简论

明代初期推行科举并规定以八股文取士,致使文人学士专攻“四书五经”、专写粉饰现实点缀太平的“台阁体”诗文和宣扬程朱理学的迂腐庸俗的“理气诗”。为了扭转这种虚饰、萎弱的文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确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因势萎力弱而终未能打开局面。至于弘治年间,李梦阳即挺身首倡“复古”。继而响应的骨干分子有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廷相、王九思和边贡等人,世称“弘治七子”,亦称“前七子”。他们的“复古”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积极意义倒不在于     

论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成化正德间苏州诗人的批评

在《明诗评选》中,王夫之将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分为两类。他一方面将祝允明、唐寅、蔡羽标举为明诗典范,一方面大力攻击沈周、杨循吉等人。此种批评表现出黜主流而扬别派的明诗批评思路,具备一定合理意义,也存在明显的误读,折射出王夫之诗学的诸多深层问题。     

咸通十哲三论

唐懿宗咸通年前后,诗坛上活跃着一群齐名一时的诗人,这就是咸通十哲。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八云:“唐人一时齐名者,……韩、柳、四杰、四友、三俊,皆兼以文笔为称。其专以诗称有沈、宋……皮、陆,吴中四士,庐山四友,三舍人,大历十才子,咸通十哲等(?)。”径称“咸通十哲”似首见於此。可见咸通十哲乃是一群“志以诗称”的诗人,可与文学史上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等作家群前后映美。但也许是人们对咸通十哲作为一个文学群体认以不足,故咸通十哲这一个作家群至今尚未引起文学史家的应有注意。今不揣翦陋,先就咸通十哲的若干问题略作考论。 咸通十哲及其由来 咸通十哲据其名似乎只十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张乔传》即称“许棠、喻坦之、剧燕、吴罕、任涛、周繇、张(虫宾)、郑谷、李栖远、与乔亦称     

李梦阳故里考辨

明代中叶弘治年间,文坛上兴起了由“前七子”所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给统治文坛近百年的“台阁体”以沉重打击。这一运动的宗旨又为继起于嘉靖中的“后七子”所继承,把复古运动掀向新的高潮。“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历时近百年,给明代文坛带来巨大影响。这一运动的首倡者,就是“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 据《明史》载,李梦阳是庆阳人,徙居开封。但庆阳在明代为府,领一州四县。李氏故里究系庆阳何处,前人无明确记载,而在府、县志及有关文章中对此却有歧说,因此有必要进行考辨。     

从《吴门书派研究》谈到中国书法文化研究

明代的苏州,名家云集,祝允明、文徵明等书法大家,在书法史上广有影响,学界已给予关注.但将明代的吴门书家作为一个“流派”来研究,似未有人专门做过.向彬《吴门书派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这本书对明代中期苏州地区的书家群体作一整体的审视和具体的考察分析,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

《三国志通俗演义》当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六年左右。主要依据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两件资料：一是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所载庸愚子蒋大器于弘治甲寅为该书写的序文；一是郎瑛《七修类稿》中的两段文字。还可以见诸《明孝宗实录》的一则材料作为佐证。而在目前学术界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元末明初说”则有种种漏洞，难圆其说。     

明代最早的皇庄

明代的皇庄,名义上是官田之一种,实际上是皇室(皇帝及后妃)占有的庄田。关于明代最早的皇庄出现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早在明代当时,就有始于成化、弘治、嘉靖等说。清初,《明史稿》的作者又提出“皇庄之名”始于成化。后来清人所撰明代史籍以及所辑类书,如《明史》卷67《御批通鉴辑览》卷105、《续文献通考》卷6等,基本上认为明代皇庄始于洪熙。近人对明代皇庄始自何时的认识,大抵同清人。解放后,五十年代,我     

《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滇》校点拾零

读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纪事本末》卷12《太祖平滇》,觉得在点校方面间有疑问之处,今录之如下: 一、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子与左丞达的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第167页) 按:“达的驴儿”是两个人,这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误。他们指的是左丞达的、右丞驴儿(见《明史》卷124《把匝瓦尔密传》)。《洪武实录》卷140:“把匝刺瓦尔密挈妻子与左丞达的及驴儿俱入普宁州忽纳砦。”疑《明史纪事本末》于此处脱一“及”字。     

李成梁卒年考

李成梁是明季镇辽名将,辽宁铁岭人,曾封宁远伯,《明史》不但有传,《功臣世表》亦列有专项。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名将,有关其卒年的记载,谈迁《国榷》、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的《辽左兵端》、《明史功臣世表》、《续文献通考》,均取万历三十四年说。据《明史李成梁传》云万历二十九年李成梁复镇辽东时“年已七十有六”(卷238),则李成梁卒于万历三十四年如准确无误,其卒岁应为八十一岁。然《明史李成梁传》和作为《明史》蓝本的王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书信往来

编辑同志:你刊第四期谭正璧文(《关汉卿作或续作<西厢>说溯源》)中说:“到了清初,金人瑞批本《第六才子书》出版,力主‘王作关续’。由于《第六才子书》的盛见流行,于是‘王作关续’几乎成为一时定论。”我读《第六才子书》,见金人瑞无“王作关续”说。金人瑞的主张是:《西厢记》一书,出于两人手笔;《惊梦》之前,为王实甫作,其后不知何人续作。金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七十三条说:“《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甫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敛气读之,便     

中华点校本《明史·河渠志》释疑六则

一中华点校本《明史》(以下简称《明史》)卷88《河渠志》6第2150页称:永乐九年“浚江阴青陽河道”。查王鸿绪《明史稿》(以下简称《明史稿》)志28《河渠》6,其相应处所记,与之完全相同。可见《明史》此处文字乃因自《明史稿》。但查《明太宗实录》卷118第1页上永乐九年八月甲午     

明太祖"四民说"探微

明代经济活动多记载在《明史.食货志》里,而且君臣的经济思想也多见于《皇明宝训》之中。明太祖关于四民之业的论述,分别载录于《洪武宝训》卷三的"勤民"和卷四的"仁政"之中。     

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

<正> 关于《明史》所载郑和下西洋宝船尺寸的可靠性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专家根据现代造船原理,认为《明史·郑和传》中“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记载是不可信的。他们提出,这一记载出自并仅见于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此不能说这个尺寸有充分的根据。对此笔者想谈一点粗浅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