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末魏晋辞赋之“向内转”

“向内转”既是汉末魏晋文学总貌的新质素,也是该时期辞赋发展的基本趋势。该趋势在东汉后期已见先绪,在辞赋价值理论以及表现领域均有体现。情感化与玄理化成为汉末魏晋辞赋“向内转”的两个具体向度。汉末魏晋辞赋的“向内转”,继承楚骚传统,创造了一片有别于汉代辞赋追求外在世界的审美新天地。     

《世说新语》“见”字考略

《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一部一直为研究汉末魏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的短篇小说集.本文试通过该书中“见”字实词虚化情况的考释来说明中古汉语变化的轨迹.     

“竹林七贤”之得名

魏晋之际,世道凌夷,文人风气为之一变。其始作佣者,当推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得名,最早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该则指出,“竹林七贤”的得名在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此观点也为传统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提出新的见解,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竹林七贤”一语,当“先有‘七贤’,取《论语》…     

玄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读《王弼评传》

玄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读《王弼评传》京林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以王弼为代表的...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从《世说新语·德行》探究魏晋士人道德观念

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遗闻逸事,涉及范围广大。其中,以“德行”门类为首,可见魏晋时期个人的道德、品行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行”这一门类中,我们可以从魏晋名流的所言所行之中,感受在社会动荡时期,这些名士们身上多体现出来的忠孝仁义,以及在魏晋玄学影响下的清议之气。     

《世说新语》（一）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是六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主要记载了我国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的一些遗闻逸事,尤以反映当时上层社会的名士清谈与风度为中心内容,被学者誉为“清谈之总集”(陈寅恪语)、“风流”之“宝鉴”(冯友兰语)。书中所表现的魏晋士人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对后世影响甚巨。 今本《世说新语》分为三卷,共收有1130则,除5则为西汉秦末事,一则为由晋入宋的谢灵运事外,皆为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事,其中尤详于渡江以后事。《世说新语》的作者又将这些事“以类相从”,分为36门,同时又大…     

论“请求”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言语行为 ,不仅有利于了解语言的功能和本质 ,而且有利于研究语言思维。本文分析和讨论“请求”言语行为 ,试图较全面地说明“请求”言语行为的规则、类型和社会分布     

从人物语言看《世说新语·言语》对《论语》的继承与发展

从人物语言的角度可以看出,《世说新语》"言语"门对儒家经典著作《论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与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的现实、人物品评的风气密切相关。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新气象”

《世说新语》中记述了大量魏晋时代的女性,她们的言行多与封建礼教要求传统女性顺从和守贞的特点相悖,在妇德、才智、审美和情爱诸方面都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和个性,呈现出异于前后期传统女性的时代风尚,彰显了魏晋时代女性的“新气象”。     

“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

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东方被预设为与之对立的“他者”,被动地参与西方塑造自我和认证自我的过程,并成为后者建构其主体性所需的“镜像”。美国华人作家严歌苓撰成长篇小说《扶桑》,书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却对以上的模式进行了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颠覆。本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对以上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     

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脉络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其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其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其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糅进了个人化的审美情调,使英雄叙事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的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渔父”形象的文化意义

“渔父”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渔父”文化主要基因源于道家《庄子》一书。“渔父”作为文化符码,包涵多重文化意义,而其要义是对心灵的关怀与探索。“渔父”文化对真朴、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追求,对提升人生境界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渔父”文化一直处在边缘,其文化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理解。应重视对这笔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研究。     

香港《译丛》的“聊斋故事”英译研究

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在近30年间(1980—2008)先后四次较为集中地翻译了15则“聊斋故事”(含一种“聊斋俚曲”选译),学界对此鲜有关注。《译丛》十位中外译者翻译的“聊斋故事”旨在对外传播经典文学与历史文化。《译丛》“聊斋故事”的翻译去“讹”存真，忠实于原作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内涵，是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中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积极探索。《译丛》的“聊斋故事”选译在《聊斋志异》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文化现象中的“内平衡”与“外平衡”

平衡，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其大者，可分为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两方面，即：以“价值置换”、“反求诸己”和腐朽“神奇”为思维特征的“内平衡”模式和以“谗嫉毁谤”、“杀尽不平方太平”为行为特征的“外平衡”模式。系统揭示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之优劣短长，可提供客观而诚实的依据     

论鲁迅杂文的“人物品藻”

鲁迅说他的杂文写作是为了“知人论世”,“知人”即是人物品评,这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色。人物品评,古已有之。孔子说对于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就是对人物言行的品评。魏晋以前,品评人物与统治者选用人才密切相关,而侧重于政治的、道德的品评;魏晋时期,人物品评超出了人才察举的政治功利色彩,而发展为哲学的审美的人物品鉴,成为一种时代的美学风尚,故名之为“人物品藻”。魏晋时的知识分子,玄理的辩论与人物的品藻是他们生活的两大课题,南朝宋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留下了这种士风的生动记录。其中的《品藻》篇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甚是精彩。一部《世说新语》就是对魏晋知识分子人物美的品鉴。鲁迅说:     

论“请求”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言语行为，不仅有利于了解语言的功能和本质，而且有利于研究语言思维。本文分析和讨论“请求”言语行为，试图较全面地说明“请求”言语行为的规则、类型和社会分布。     

刘义庆的身世境遇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动因

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的猜忌和抑制使刘义庆感到本能的畏惧,致使他“不复跨马”,政治上堕入消沉与冷漠;另一方面刘义庆的文人气质与修养使他与魏晋名士有较为相似的境遇感受,与魏晋名士取得了精神上的沟通.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刘义庆对魏晋名士风流情有独钟,不惜工本地组织人力编纂《世说新语》一书.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热,马笑泉近作《迷城》也以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与此前官场小说叙事逐渐固化的“成长叙事”“官场探微”“腐败揭秘”等叙事模式相比,《迷城》之叙事有较新的突破,其主要表现在马笑泉将官场叙事的情节置于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上,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相结合。《迷城》之叙事,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叙事的根底更为雄厚,而且还改变了已有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单一化局面,兼容了更为广阔的思想与人生之“思”,实现了“官场”与“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链接,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文学“意识流”背后“魔力”之生成——从《心理学原理》到《释梦》

《心理学原理》、《时间与自由意志》和《释梦》是洞彻文学“意识流”背后理论意义“魔力”生成的必读文本。它们个中所关联到的“意识流”问题的重要观点反映出合理与悖缪交互错杂 ;但它们所透发出来的美学价值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观念上均给予了文学“意识流”之孕育以诸多的启迪和裨益 ,使其通过本身所进行的审美融化 (当然 ,也辅以其他因素的从中掺和 ) ,以“另类”的面容在世界文苑中魅力四射 ,给文学叙事艺术格局带来空前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