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解决现状透析——对皖北乡村民事冲突的实证调查与思考

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诉讼被视为是纠纷解决的最正规方式.在此思想影响下,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农村普法和送法下乡使中国的农村发生着变化,然而对皖北乡村的社会调查与实证材料表明,农村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在解决民事纠纷途径选择上的价值取向.在乡土社会,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其他社会冲突解决方式也并未因此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乡村共同体仍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基本状况仍然保留着以及诉讼本身固有的弊端则是农民不愿将纠纷的解决寄托于司法的原因.     

城市化与新时期文学中的“游荡者”

从物质、制度到行为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念层面,城市文化都呈现出一种集中与理性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压抑了人的感性生存。城市又提供了挑逗感性的多种商业化物质形式,游荡者应运而生。游荡者代表了人类追求感性的一极在城市化内在的理性化规约下力图保持艺术化生存方式的种种尝试,因而成为考察现代性的一个特殊视角。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及思想观念的剧变提供了中国式游荡者群体生成与壮大的条件,后者也由此成为了当代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缩影。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游荡者以其时代及精神特质的不同,大致可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游荡者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性崩解后的游荡者两大类。其中,前者又有反叛型与游戏型之分,后者有寻找型与推销型之别。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异端形象以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价值追寻等的特殊性,勾勒出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审美性生存的发展轨迹。     

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农村撤制村、队为研究个案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政府指导的制度变迁,在这一变迁中会遇到一些阻碍。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撤制村、队过程中的一些冲突。关注农村社会冲突,不能不关注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为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农村要大于城市。文章通过对政府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制村、队工作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在农村组织中良性的非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认同功能可以决定农村撤制村、队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顺利与否,并且这一认同功能在农村中有其特殊的传递机制。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法治化与社会化:现代城市发展良性运行的路径选择

社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化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个法治化的进程。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城市,现代城市法治化建设的进程与社会化密切相关,积极有效的社会化能够加速城市法治化进程,反之,则会阻滞城市法治化甚至留下城市异常发展的隐患。只有城市发展走上法治化与社会化之路,才会有国家乃至全球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依法治区背景下宁夏社会治理创新实证分析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是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新宁夏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区是实现宁夏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本文基于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李克特量表法筛选出影响宁夏社会治理创新的突出问题,从治理资源、法律制度体系和治理资源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宁夏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法治化障碍,并结合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实际问题和法治化障碍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宁夏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化进程。     

秦皇岛市农村城镇化现状与对策研究

小城镇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它作为农村与城市在生产、交换、生活方式之间的纽带 ,起着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作用。作为河北省重要城市的秦皇岛 ,城镇化水平低下。论文结合实际分析了秦皇岛市农村城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快秦皇岛市小城镇建设步伐 ,增强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向农村辐射功能的对策。对秦皇岛市城镇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伊斯兰教与战后中东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世俗化是战后中东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涉世性”的宗教对中东现代化进程给予了极大关注。一方面 ,由于宗教与现代化、世俗化的本质特征所使然 ,它对现代化、世俗化形成某种障碍机制 ;另一方面 ,宗教与现代化、世俗化也绝非处于势不两立的对立状态之中 ,当其理性化、社会化之后 ,便会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我国农村社会法治化的发展与构建

通过分析我国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指出了农村和农民在我国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滞后性 ;阐释了农村社会法治化的程度 ,论证了农民在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与中唐文学发展的动向

一部文学史,可以看作各种审美理想不断嬗替的历史。以和谐为根本特征的中国古典审美理想兴盛完备于盛唐,文学上以唐代尤其是盛唐诗歌为典范。时至中唐,随着思维本身的内部运动,更主要的是社会现实的变化,由于主体自由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之间、主体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矛盾冲突日益严重,植根于生活的审美理想也便不能保持和谐,于是,古典审美理想走向解体。语言作为审美理想与文学的中介,也呈现出感性化与理性化两种发展倾向,对文学的变革提出了要求并作了准备。中唐之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诗十古文十词(曲、戏剧)十小说的文学格局已基本形成。因此本文认为,中唐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和谐社会中的法律文化冲突

法律文化冲突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社会现象。法律文化冲突是法律文化内外因子的冲突,就其实质而言,是法律文化内在特质的冲突,是法律文化价值的冲突、法律精神的冲突、法律功能的冲突。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通过法律文化的整合、涵化来消解法律文化冲突,而且要建构法律化、社会化、理性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机制和途径来控制、协调和化解法律文化冲突。     

理性化与民主化——西欧现代制度文明成长的内在机理分析

理性而民主的现代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西欧国家现代制度文明成长历程表明,政治制度的理性化先于民主化,制度理性化是民族国家成长的动力与关键,是现代国家确立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民主化的诉求是制度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制度理性能力的提升逐步包容与满足了社会民主化的需求,推动了制度民主化的进程,制度理性化与民主化的有机互动是西欧现代国家制度成长的内在机理。     

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的现实困境与法律回应

农村集体统一经营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是双层经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农村改革发展进程的加快,集体统一经营的问题逐渐明晰化。长期坚持并完善集体统一经营制度,必须以法治化为导向,注重所有权的效率及所有权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才能克服其理论与实践困境,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一条革新之路。     

理性化与民主化——西欧现代制度文明成长的内在机理分析

理性而民主的现代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西欧国家现代制度文明成长历程表明,政治制度的理性化先于民主化,制度理性化是民族国家成长的动力与关键,是现代国家确立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民主化的诉求是制度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制度理性能力的提升逐步包容与满足了社会民主化的需求,推动了制度民主化的进程,制度理性化与民主化的有机互动是西欧现代国家制度成长的内在机理.     

试论我国“好法官”的司法标准

目前,人们对"好法官"的认识依然停留在"马锡五式好法官"层面,过分强调法官的品德、调解能力与群众满意,这与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尽一致。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传统之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明显,只有坚持强调制度、审判以及法律至上,才能根除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顽疾,树立人们的法治意识,真正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马克思“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概念探析

马克思"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概念是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观念和分析社会形态变更的重要依据,它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和基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或生产方式相联系,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发现:私人特质与社会特质、市民与公民、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构成"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的基本矛盾;而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则是这些矛盾的实质所在。通过对"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概念的深思,马克思完成了唯物史观的伟大创造。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