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旧邦以辅新命”—解读冯友兰新理学之思想方法创新处

新理学开创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方法,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对方法的创新,实现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相结合,古今中西的相会通,理学与心学、儒家与道家的相圆融,从方法上明晰了儒学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发展,如何得其真精神、真意思,为中国的现代哲学提供精神资源,为民族寻找安身立命之道。     

以道家为根柢的儒道互补--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归属

本文从哲学本体论视角立论 ,试图证明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性质在本土化意义上置根于道家 ,冯氏不是新儒家 ,而是新道家 ;但同时承认 ,就文化意义上 ,说冯友兰是新儒家可以成立。就“道统”意义而言 ,中国人追求真理的传统是一个儒道互补的动态平衡过程。冯友兰作为一代宗师 ,他为种族生存权和文化合法性奋斗终身 ,因此 ,他的“接着讲”决不仅仅是接着哪一家来讲 ,虽说他的新理学之根柢确在道家。     

新理学的人生境界与本体境界如何贯通——从冯友兰新理学遭遇的批评说起

在新理学关于天道的形上学中,本体存在的情感经验和价值内涵被剥离了,由此引起了学界的诸多批评。但新理学在转入关于人道的境界学说中,本体原先被剥离的东西却从经验维度被重新植入了进去。因而在新理学,道德境界不能离开对经验世界尤其是社会规律的理性认知以及相应的社会行为;天地境界融合道德境界并且超越了道德境界。     

简单性哲学与简单生活的"伦理学"--从简单性维度解读维特根斯坦哲学

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简单性对于理解维特根斯坦及哲学本身都有着重要意义.维特根斯坦是从简单性出发构建他的全部哲学的,其前期后期哲学风格的转变在构建原则上体现为从追求惟一确定性的"绝对简单性"向追求包容差异性的"相对简单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哲学在本质上是简单的,哲学的复杂性是由于曲解我们的语言造成的,是我们追求简单性思想所付出的代价.哲学与生活的"意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通过回归日常生活,后期维特根斯坦从更深的层面为解决前期哲学遗留的和未解决的"伦理学"问题提供了思路.     

哲学的革命与革命的哲学——基于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的比较视角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从思辨路向转轨到语言分析路向,深度解构了传统西方哲学,实现了哲学的革命;马克思把哲学从思想世界降临到现实世界,颠覆并全面超越了传统哲学,并把哲学与无产阶级现实解放紧密结合,成功实现了哲学的革命与革命的哲学的双重变革。     

试析波普尔对前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批判--兼论科学与哲学的分界问题

波普尔错把维特根斯坦当作了实证主义者,批判并没有切中要害,甚至带有误解.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在是否存在真正的哲学之谜以及科学与哲学之间是否有严格的分界线等问题上尖锐对立.     

“负的方法”与“智性直观”——对冯友兰与康德哲学方法的扩展性解读

冯友兰负的方法是其哲学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部分,他认为,只有通过负的方法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进而,他认为康德在其哲学中也不自觉地使用了负的方法,如物自体不可知。而在康德看来,物自体不可知,原因在于人类没有智性直观能力。冯友兰则认为,物自体虽不能通过认知方式把握,但可以通过直觉、体悟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认为,冯友兰负的方法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内在超越＂的品格。     

邓小平理论与“负的方法”

"负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法,即从侧面阐明客体的某些性质的思维方法.邓小平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不同角度运用了一系列否定判断来表述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二是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述;三是表现在表达形式的文体风格特征上.     

直觉主义的方法与形而上学“正的方法”

对中国哲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冯友兰,提出形而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本文作者从分析两种方法的内涵入手,分别阐述它们的实质涵义,并重点进行评析,从而提出我们应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正确对待这两种方法.     

辩证法在东、西方发展的不同命运——兼谈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我们在辩证法研究中之所以出现种种困惑,就在于没有从范式的高度去看待东西方的研究成果。东西方学者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范式＂：研究马恩辩证法之间关系＂的范式和＂关注辩证法应用＂的范式。这两种范式的形成,既与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有关,又与西方人重视＂正的方法＂,中国人重视＂负的方法＂等文化传统相联系。在借鉴西方学者研究成果时,态度要非常慎重,要注意现成结论背后的研究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差异。     

冯友兰“负的方法”新探

冯友兰先生对"负的方法"的模糊阐释,导致了学界争议:"负的方法"若是中国哲学的直觉法,则无法与新理学中"正的方法"相协调;"负的方法"若是一种逻辑分析法,则难以说明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这一两难争议的消解有赖于三个问题的澄清:其一,"负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方法?其二,它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是何关系?其三,它是如何言说"不可说"的?经考察,"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它的中国哲学来源并非是强调个人体认的直觉法,而是禅宗中注重语言分析的破执法。在言说"不可说"时,它以逻辑分析的否定命题呈现此"不可说"的"边界",以"边界"间接地表显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     

"重新讲"与"接着讲"的哲学——逻辑分析法与《论道》、《新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没有逻辑内容的,也不是运用逻辑分析法来论证的.中国现代时期分析哲学尤其是逻辑的传入,进入了中国哲学,促成了中国哲学的革命,这在<论道>和<新理学>里得到鲜明的体现.冯友兰说其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而不是照着讲,主要是指接着用逻辑讲,接着讲逻辑;金岳霖的<论道>是用逻辑重新讲的哲学.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终结 --叔本华的意志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比较

意志与语言游戏分别是叔本华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叔本华通过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建立起一种意志的形而上学,以之取代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后期维特根斯坦则通过语言游戏批判了传统的本质主义语言观,设想出一种基于生活形式的文化,哲学问题将在这种文化中消失.从意志到语言游戏,显示出批判的哲学何以走向哲学的终结.所谓哲学的终结,并非意味着哲学不复存在,而是哲学的性质和方向发生重大改变.     

"致良知"与"物自体"——王阳明与康德的哲学比较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最高范畴,而"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范畴的比较和考察,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又是怎样从认识论进入到伦理学的.从这些考察与比较中,可以看出阳明与康德在思考上的某些联系以及二者的明显区别.     

在理学与文学的交通线上--论南宋交通新"十"字构架在朱熹理学与稼轩词派传播中的意义

在南宋交通的新"十"字构架上,朝廷所在地临安到西南和福建大后方之陆地交通以信州为枢纽.理学家朱熹和词人辛弃疾分别处于这两条交通干线上,夹武夷山南北而居,故这两条交通干线成为理学扩张与文学传播的交通线.     

走出概念的泥淖--"法理学"与"法哲学"之辨

论文把"法理学"与"法哲学"两个外文汉译名称的引入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事件对待,并对目前学界并用两概念的因由和后果作了简要的考察.通过对"法哲学"与"法理学"概念形成的辨析,文章认为,两者在学术传统、学科归属、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四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所以人们在断言"法理学是法哲学"或"法哲学是法理学"时,应当明白谈论的是什么语境中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文章指出,中国的法理学大体上属于法学家的法哲学,但长期以来,法理学家们对实在法的制度和规则本身并不十分感兴趣,不是从实在法的内容本身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是把自己的理论兴趣转向对实在法的隐性背景的解释.这种"注释法学"所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它不仅没有使法理学完成与其他学问(如政治学)的分离,而且败坏了法理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及大学基础(主干)课程的声名和学问的品格.     

"奥斯维辛"与现代哲学--考察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奥斯维辛”是现代人类灵魂深处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 ,它极大地影响了哲学的言说方式和存在方式 ,因而构成了考察和理解现代哲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形而上学的终结”、“道德合理性基础的危机与重建”、“社会统一性基础的寻求”等现代哲学中最为重大的课题 ,只有置于这一参照系中 ,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和深层的把握。现代哲学也正是在对这些重大课题的思考中 ,实现了从“终极知识”向“生存智慧”的重大转向。     

从"不可说"到"诗意之说"--海德格尔与孔子论诗的纯思想性

海德格尔与孔子都意识到终极真实无法被述谓式地表达,但他们都不认为这种“不可言”穷尽了语言的所有可能。对于他们,艺术、特别是诗,有一种原发的言说能力,或者说是开启真理和显示前述谓的含义的功能。本文先从分析哲学家对于海德格尔的看法讲起,以展示“语言的界限”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不同含义。然后分别分析海德格尔与孔子如何从“终极不可被言”的认知进展到“诗为言之源头”的观点,其中特别着重“无”或“敞开处”对于海德格尔、“兴”对于孔子的关键意义。最后是两者的直接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