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国学季刊》标志着２０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水平,展示了北大的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季刊》产生于北大特有的学术氛围中,在对“国学”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伴随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季刊》以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历史考证学的新成就、重视新发现的史料、介绍和引入西方的学术成果及资料等史学近代化的主要特征。《季刊》在许多方面还显示了其特有的编辑特色,并在当时产生了影响,对后人有所启发。回顾《季刊》的成就,对于研究北大学术和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均有重要意义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栾调甫与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栾调甫作为墨学大师并不只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他倡议、筹建并主持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六年,对推动齐大的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也有相当的贡献,从而使齐大国学研究所成为当时国学研究的重要机构之一。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20年代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运作中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却是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95岁女国学大师北京说红尘

与北京的不解之缘 95岁的女国学大师叶曼先生，在大陆还是个“新人”。殊不知70多年前，叶曼先生便与北京有着不小的渊源：时年20岁的叶曼，同时报考了清华、北大和北师大。在发榜的报纸上，她没有在清华的录取名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却在北大试读生中看到了自己。     

国学运动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试评谢桃坊先生的国学研究

近年来,谢桃坊先生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方法,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对国学运动进行了反思.谢先生认为:国学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困难而狭小的学术问题;古史辨派与历史语言学派是国学运动的两大流派;四川国学是国学运动的一个缩影.这是先生关于国学的三个论断.这对我们现在审视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很有启发意义.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创建和早期的曲折发展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始创于1920年底,发起并出资建馆者为施肇曾,馆长为唐文治。在该校的创办及最初数年间,得到了无锡当地商绅的大力支持,度过了初创时期的难关。该校以国学为专科,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办学宗旨,历时30载,培养一批宝贵的国学专门人才。1927年,无锡国专改制,并更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院,不久易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此后国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迎来她的＂鼎盛时期＂。     

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

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高等学府,其教育课程主要是《五经》、《四书》。这些元典文本经后来学者的不断诠释,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脉不仅绵延生生,而且强盛壮大。中国近现代国学不是古代国学的断裂,而是在学术意蕴上的承传和发扬。20世纪初,鉴于中国严峻的内忧外患,为保国保种,救亡图存,而倡导国学,以与西学相颉颃,国学被作为立国的源泉,引起了国人的重视和关注。当今之世,国学虽屡经磨难,但否极泰来,在此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学的教学与研究要有全球的新视野,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生生的新价值,现代的新方法,才能对国学做出新诠释。     

同归与殊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内涵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研究中，“国学”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基本指向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探寻。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价值取向和致思路径，国学研究中又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本文从对“国学”成立前提的聚讼、“国学”研究层面的交叉、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三个层面对近二十年来关于“国学”内涵的研究进行述评，以期为进一步剖析“国学热”这个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基础性反思。     

“大国学”与民族文化交流

“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所以,“国学”当然就离不开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汇。我们的“国学”传承是需要在交融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这样才不至于成为凝滞僵死的“绝学”。现在,学界需要进一步拓展“国学视野”     

汉语语言现象与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是门神奇的艺术,对外汉语教学要注重词的古今词义分析,文化义的阐微,实词虚化的剖析,语用的诠释,揭示汉语语言现象的所以然,不仅要教会学生正确地使用语言,而且还要教会学生得体地使用语言。     

张之洞与《时务报》

张之洞曾经给《时务报》以帮助,但也不断指摘该报的言论。他这样做是希望报纸不要因为言论过激而凭添阻力,乃出于善意。后来他撰成《劝学篇》,其中攻击以康梁为首的《时务报》群体之处不一而足。张之洞批驳他们,是鉴于康梁言行的日益激烈,所以与之撇清关系以求自保,同时也是他对自己的信仰所做的天然捍卫。     

国学“被”商品化:国学推广的一种偏离

学界、媒体等为推广国学做了诸多工作。而在此契机下,国学却被某些人当做谋利的商品。国学＂被＂商品化使得国学推广以营利为最高目的,呈现出种种乱象：国学＂被＂一味媚俗、＂被＂无序供应、＂被＂炒作营销、＂被＂低级消费。其实质是对国学推广的偏离：营利至上是对国学推广＂文化担当＂的偏离;一味媚俗、无序供应、炒作营销是对国学本真的偏离;低级消费是对＂化民成俗＂的偏离。而真正的国学推广须是利他的、客观的、理性的。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困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中西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政策法规比较研究———以英国、德国、美国为例

高职学生在校期间将课堂上的学习与工作中的学习结合起来,将理论知识和工作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被称作工学结合。高职教育的工学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政府、企业（产业界）、行业、学校、学生诸多方面。其中,政府的政策和法规的推动是很重要的动因。文章通过比较英国的“三明治”模式、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和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这四个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政策法规的异同,指出政府可以从政策引导、组织机构协调和财政经费投入三方面,对工学结合的运行进行引导和监督。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规律浅探

中西文化冲突融合 ,是历史的必然 ,其发生发展是曲折繁复的。在“求强”“求富”思想的驱动下 ,有识之士相继倡行“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国魂民气”、“民主科学” ,使中西文化融合不断趋于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重温这一历史进程中各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及主张 ,无疑会对总结历史经验 ,汲取历史教训有着重要意义     

“国学热”背景下对个体实现现代的前景思考

本论文通过探讨中国传统与中国现代之间相互对抗和互动的关系,分析了现代流体中的乡土个体由于各种社会问题和浓厚的传统重负,要实现乡土个体转变成为现代个体前景艰难。     

从“师夷长技”到提倡“格致之学”——论近代前期的科学思潮

近代中国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历程是不断深化的.最初是经世派提出"师夷长技"口号;接着洋务派继承这一口号,并掀起一个引进西方技术的实际运动;稍后,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背后是发达的格致之学,从而将国人的科技观由感性器物层面发展到"理"与"学"的理论层面.但在整个近代前期,中国人都是在"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框架内提倡学习西方科技的.这表明人们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近代科学及科学文化的性质,近代科学思潮尚处于萌发和初级阶段.     

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探源

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堪称朝鲜走向近代社会的前奏.它主要是在部分朝鲜入华燕行使臣深切感受到清初中国政治稳定、人民生活繁盛、文化事业发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更准确地说是在使臣为解决其传统华夷观与现实所产生的矛盾中,在其"攘清夷"观逐渐被打破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它率先提出打破"华夷之辨"的口号,但根本上还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认同的一种回归.     

汤一介与新时期的中国哲学建设

新时期的中国哲学经历了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艰难时段,也经过了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中西文化互竞优长、理论创造空前繁荣的大好时光,在中国哲学史界的一系列问题探索和热点关注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汤一介先生不知疲倦的身影。他通过魏晋玄学和早期道教的研究来探求新的方法,也试图以范畴研究的系统化来创建新的范式,对儒学的深刻反省和中国解释学的构想,更是把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