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人文关怀——评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

数年前,由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将我们弘扬多年的“人文关怀”落到了实处。众所周知,由于地域和历史的特殊原因,如同在经济、文化上被边缘化一样,中国西部在文学上也长期被边缘化。固然不乏有着一些对西部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批评,但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独特文明形态下的一种独特文学存在,中国西部文学在整体上一直没有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更遑论像研究“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文学湘军”、“东北作家群”等那样成为关注的热…     

事实真相与史识倾向——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为中心的考察之一

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中的《湖南防守篇》里对于湖南以及早期湘军的两个史实：湖南是否“纵寇”和江忠源“蓑衣度之战”是应当记其“为保全湖南首功”还是应当“直没其战迹”的对照研究表明．对微观史事倾向性认知会导致史识的重大倾向性差异。这在地方历史的书写中尤其普遍存在和值得注意。     

从湖湘文化视角看民歌湘军的崛起

民歌湘军的崛起,是音乐界的“湖南现象”,是湖南人才群体现象的又一突出表现。民歌湘军的崛起与发展,离不开湖湘文化的推动与促进。湘籍民歌人才辈出,民歌湘军独领风骚,正是得益于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文在阐述湖湘文化基本内涵与核心精神的基础上,论述了湖湘文化影响下湘军精神与湘军现象,介绍了民歌湘军的崛起及其代表人物,从多个方面剖析了湖湘文化对民歌湘军崛起并走向辉煌的深刻影响。     

正在形成中的浙江乡土文学

(一) 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是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极左的僵化模式,在风格的多样化方面进展十分迅速。出现了被人们盛誉为“湘军”的湖南作家群,以老金为旗帜的北京作家群,江苏“探求”,山西者“山药蛋”派作家群,以蒋子龙、水运宪、李国文等作家为代表的“开拓者”文学等等各显丰彩的文学群体和流派。在这种创作风格既向着个性,又朝着群体、流派方向发展的情况下浙江小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及其理论反思

“懂”是中国现代文学欣赏的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文学的“反懂”或“非懂”问题的讨论由李金发诗歌引发,进一步延及到小说,因而废名小说的“晦涩”成为讨论的焦点。1937年,《独立评论》关于“看不懂”的一组通信,主要是从理论上讨论“懂”与“反懂”或“非懂”的问题。而朱光潜、朱自清、沈从文等人关于“看不懂”的讨论对“懂”及其深层的理性主义文学观念构成了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理性主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现了文学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反懂”和“非懂”现象,并对其类型、原因等进行了各种角度的探讨与研究,但缺乏更深层的文学理念的追问。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入我国,引起关于当前文学危机的讨论。德里达把文学“终结”的原因归结为“距离”的消失,颇具启发意义。对“文学即距离”应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探讨。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的历史意义

北方各民族积极参与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创造,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大地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分为三大系统,中国古代民族的空间分布与之相应,亦可分为北方民族系统、中土民族系统和南方民族系统。这三大文化—民族系统分别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中土汉民族文学和南方民族文学的源头和土壤。三大文学系统由北而南,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学总体结构。北方民族文化、文学往往为主体民族文学输入新鲜血液,激活其内在运行机制,使其得以充实和重振,呈现出新的风貌。北方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互动,不但使中华古代文学保持了活力,也是北方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汉语文学的发展,既体现了其他民族的“汉化”,也体现了汉民族的“胡化”。     

略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

众所周知,曾国藩本是一介文弱书生,并无实际军事经验。然而,他不仅奇迹般地组建了地主阶级的新式武装——“湘军”,而且镇压了太平军起义,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地延续了六十余年。揆渚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之所以能白手起家组建湘军,为清王朝的“中兴”效犬马之劳,与他“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的深刻认识,较好地解决饷糈筹集问题是分不开的。 一、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组建湘军,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国所能为力”;“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而为争取利权而不遗余力。 曾国藩虽是一个重“名教”、“人伦”,讲究“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卫道士,他的政治理想,就是组建湘军,彻底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新上台的慈禧再圆康乾“盛世”的美梦,为自己及子孙求取封爵晋秩、光宗耀祖的名利。     

试论曾国藩在攻陷金陵后主动裁撤湘军的原因

18 6 4年 7月 1 9日 ,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攻陷金陵 ,将历时 1 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血腥镇压下去。至此 ,湘军总数达到 30万人 ,曾幕人才济济 ,当时中国军政、科技、文化、教育之“精英”大多汇集于此。曾国藩成了威震天下、权倾一时的“中兴名臣”之首。然而 ,清廷在此时却未履行咸丰皇帝临终留下的“攻克金陵者王”的遗言 ,只给曾国藩一个一等侯爵的封赏 ,且纵使一些御用官吏制造罪据 ,纷纷参劾湘军将领 ,用以控制住尾大不掉的局势。一时间 ,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纲纪 ,湘军纪律废弛 ,以及众多攻击湘军将领的诸多“劣迹”之言四起…     

现实主义道路上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小说论

一 要讨论“三驾马车”现象,不能不把何申、谈歌、关仁山三位驭手放到他们扬鞭启程的生存基地河北这一文化环境中来进行考察。燕赵大地自古悲歌慷慨,气韵沉雄。多姿多彩的田土山川哺育了一代代志士仁人,悠久灿烂的历史传统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土层。近代历史斑斓画卷展开以后,在燕赵大地上演一幕幕政治壮剧的同时,更是展现过一道道辉煌的文学风景。五六十年代以前,冀军文学队伍中的田间、梁斌、孙犁、康濯、徐光耀、张庆田等著名作家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谱写过河北文学的辉煌,《红旗谱》、《荷花淀》、《春种秋收》、《小兵张嘎》、《老坚决外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优秀作品曾蜚声文坛,脍灸人口。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相对于湘军、晋军、鲁军、豫军、陕军的纷纷崛起,河北文学却处于四面包围的“洼地”状态。河北作家虽曾一再地做着走     

当下中国文学需求的培植和文学教育问题的反思

当下中国人对文学需求的萎缩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要重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必须培植人们的文学需求。文学教育是培植文学需求的重要途径,但我国目前的文学教育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需要反思,并提出解决方案。     

试论郭嵩焘与太平天国起义

郭嵩焘力促曾国藩、左宗棠出山 ,并用“创业垂统”观构建不同绿营制的湘军体系 ;又最早倡议建立水师 ,成为太平军的克星。郭奔忙于高级战将之间 ,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被湘军集团公认为“高参” ;最初想出开厘筹饷之计并付诸实施 ,郭嵩焘实为始作俑者之一 ,厘金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 ;他又因时度势征盐税和关税 ,再开两道财源。郭调兵遣将剿灭农民武装 ,将其残部镇压在血泊之中。心忧时局的郭嵩焘及时反省这种血的教训 ,企盼为延缓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作“资治”的“通鉴”。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湘军与哥老会

哥老会向湘军的渗透哥老会刚产生时，不过是长江上游四川一带的地方性秘密组织，它之所以能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扩张蔓延势力，与湘军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哥老会传入湘军，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随湘军的招募而流入军营。王运《湘军志》：“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①；车宗棠奏称：“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②。李榕也说；“窃按蜀中尚有阳略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     

文学当代性问题的讨论综述

一九八四年前后,文艺界围绕着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1)文学的当代性思想产生于何时?是谁最先提出来的?2)什么是文学的当代性?3)“写什么”和“怎样写”?4)这场讨论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一、文学的当代性思想的历史考察《文学评论》八四年第一期发表王东明的论文《关于文学的当代性的思考》,作者引用了别     

文学性:从自救到解构

“文学性”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概念体现了强烈的学科意识,他们认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主要体现为文学语言的“陌生化”。解构主义所界定的“文学性”不是指文学的本质属性,而是一种“大文学性”,是侵入其他非文学领域的文学特性。当然在文学理论的长河中,对于“文学性”的讨论远不止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这两家,但是他们分别揭示的深层次的文学理论问题却值得重视。     

文学现代性的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

近年在诸多有关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中,学者们大都从文学形态、文学价值、文学观念等宏观的思想层面来阐释文学的现代性。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某种倾向:这种讨论文学现代性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文学。正如陈晓明所言:“近年来理论界对‘现代性’表现出来了较高的热情,纵观这些讨论,基本上局限在对文学思想的现代性的讨论上,但如何回到文学本身,并且与文学史和文学文本的具体关联中来理解现代性,依然是一个未加深究的问题。”     

民间文学的现实意义

以往讨论民间文学的现实意义,大多都以作家文学为参照。其实,民间文学并不是以作家文学为对应的一种文学,这一现代学科概念也不是以作家文学为参照提出来的。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和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都不是由“文学”分化出来的,它有着完全独立的形成和演进轨迹,并不完全属于文学的范畴。因此,讨论民间文学的现实意义,应该突破一般“文学”的纬度。本文从民间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出发,对民间文学的现实意义作了重新认定。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和文体自觉,是五四文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体现。“大众化”讨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觉醒,也为新文学与大众之间实现良好的接受关系做出了探索。在现实政治环境的要求下,讨论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功用色彩,这对新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是一种良好的促进,但也对讨论的客观性和深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大众化”讨论对当前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民族性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作家与大众之间应该建立密切、科学和有效的关系,同时应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