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如何确保司法公正，践行司法为民，法院队伍建设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着法院形象和司法公正。     

合理配置基层法院法官资源的探讨

法官资源配置得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由于基层法院处于实现司法公正的首要环节，并且承担着最为繁重的审判任务，因此，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应当从优配置基层法院的法官资源。针对我国基层法院法官资源数量不足、质量不优等问题，应当尽快加以解决。一是要重新配置基层法院内部的法官资源；二是要将上级法院的优质法官资源向基层法院倾斜；三是实行基层法院之间法官资源的交流与共享。     

司法人工智能：风险、定位与法律规制——以上海“206”刑事办案辅助系统为例

司法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提高了司法效率,有助于司法公正。但高度智能化、自动化的人工智能,干扰了法定司法原则与司法模式的适用,带来了一些法律风险。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受到人工智能冲击,算法的偏见和不透明影响司法公正与公开,人工智能对公权力机关办案能力的强化,使得传统稳定的诉讼三角结构面临失衡风险。对司法人工智能定位的偏颇是出现这些风险的主要原因。司法人工智能须坚持辅助性定位,治理其需秉持“法治归化技术”的思路。应通过贯彻司法责任制和限定人工智能的运用情境来强化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要推动建设算法公开机制以加强司法公开;用人工智能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提升其诉讼能力,可尽量使诉讼结构保持平衡。     

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契合——中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之比较

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2种价值的冲突与契合。为了平衡媒体与法院的关系,美国的新闻制度与理念构造筑就了西方传统英美法系的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模式,针对中国目前传媒与法院的紧张关系,借鉴国外立法,合理构建中国特色的传媒与司法的契合机制,从而促进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更切实的保障。     

浅析司法公正的效率意识

作为司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司法公正与效率有时是相互对立的。因为效率着眼于速度和收益;而公正则着眼于过程和结果,不同的出发点作用于同一对象,自然会产生矛盾;司法公正与效率又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公正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就谈不上公正,单纯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对整个司法价值的损害。诉讼的及时终结性应该是司法公正的当然要求。受我国审判体制和司法原则等方面的制约,诉讼的及时终结性这一司法效率的核心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危害

司法行政化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危害之一,表现在中国法院的设置、法院上下级关系、法院的业务运行和法官的人事管理制度等许多方面。司法行政化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三角模式、阻碍了法官独立审判权力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开和破坏了司法的审级制度,进而使司法产生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     

论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之分离

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之分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即 :分权制衡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和司法效率理论。审判与司法行政之分离的立论根本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 ,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的职能分工不明 ,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司法审判的本质是判断。实现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 ,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因此 ,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进行改革 ,将法院的司法鉴定业务、裁判文书的强制执行权和法院内部的其他司法行政事务分离出去 ,主要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以便法院能够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及其实现——从“东方厂诉大地公司案“谈起

司法改革应预先设定目标,以统领其全局.其最终目标应定位于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其中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支柱,其价值应在司法改革中彰显.而实现司法独立务须正确处理好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及行政机关的关系,协调好法院内部的关系,并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保障机制.     

论公正司法与司法观念

司法仅指法院行使审判权对案件纠纷进行审判的活动。公正司法与司法公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注重过程 ,后者注重结果。当代中国要实现公正司法 ,法官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人权保障观念、平等观念、独立司法的观念、司法效率的观念。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试论民事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的规范健全——人民法院如何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司法实践中的民事程序法治建设与程序公正、民事实体法治建设与实体公正,论述了司法随意的失误和司法规范的成功;针对人民法院如何实现司法公正,提出并论证了审级制度、抗诉制度、判例法制度、法院设置和法院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构想。     

论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立法——以法院诉讼行为为研究对象

从监督、制约的词义解读入手,对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的内涵及外延进行了界定,并从审判权的产生、审判权的属性以及审判权行使的主体三个方面对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确立的必要性进行了剖析。然后,根据权力制约模式间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我国民事诉讼运行的本质与规律,试图构建一个以当事人监督制约机制为首要机制,法院监督制约机制次之,检察监督制约机制排位最后的呈三维结构的民事诉讼监督制约体系。     

论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主体

法律的权威在于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法院是公平正义的象征,如何在权力运行中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起来才是法官追求的最终价值所在,在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案件被执行人前,应该充分分析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把握司法权与执行权之间的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积极努力。     

民事举证时效制度之分析

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民事证据时效制度体现了一定的价值取向,如维护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落实举证责任,维护审级利益等,但也有着可待检讨之处。根植已久的实质正义的观念、现行法律支持的稀缺以及司法操作层面尚存在的困难等阻碍该制度顺畅运作的种种问题,尤值深思和研究。文章立足于我国的实际,论述了证据失权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进路。     

关于收入分配中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原则的几点思考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效率与公平有统一的基础,二者相统一的关系,决定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应以效率与公平统一为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坚持改革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体系。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英格兰市民革命与近代司法独立的实现

17世纪英格兰市民革命激发了英格兰民众的人权意识,并通过议会领导斡旋和武装斗争来实现民众对专制王权的抗争。议会与国王的权力之争促使了衡平法庭、中央普通法法庭和地方法庭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经济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诉争需要得到公正的裁断;有着深厚法律素养的律师阶层成为了法官人选的唯一来源,这些都有助于实现普通法法庭的壮大和法官的独立。市民革命促使英格兰实现了司法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成为其进入近代宪政国家的重要表征。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意隐瞒重要证据 ,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 ,使对方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 ,排除法官预断 ,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 ,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藏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 ,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 ,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 ,禁止庭审中的突袭 ,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效率与公平关系新论

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但争论有一个共同点,即把对效率与公平优先次序问题的认识绝对化和僵化。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实际,始终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由实践可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把对效率与公平优先次序问题的认识绝对化和僵化,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待效率与公平关系。     

民法典背景下股权让与担保案件裁判路径的反思与再造

《九民纪要》第71条确立了“名为股权让与,实为债权担保”的裁判路径,对股权让与担保案件审理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尚有若干问题有待澄清: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公示的法律效果以及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最高法院司法政策确立的裁判路径在克服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手段超越经济目的”缺陷的同时,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技术上的困惑以及体系上的龃龉,实际上并不可取。新颁布的《民法典》对既有担保规范和制度进行调适,为股权让与担保裁判路径的重构提供实质性的保障。《民法典》所确立的担保体系下,应该承认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明确债权人的股东地位,尊重当事人运用股、债这两种融资工具所创设的交易模式来处理相关纠纷。针对股权让与担保的固有缺陷,法院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股权的享有和行使,对债权人行使股东权利予以限制,以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激活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潜力。     

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分析

以帕累托标准为基础的关于效率与公平的理论是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帕累托标准不过是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披上合理的外衣,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差别是公平与效率矛盾问题的根源。只有消除阶级差别和权利差别,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