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嬗变

建国后的30年间,村落家族文化几经冲击而有所变异,但其血缘秩序的本根并未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促使村落家族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群体性质的血缘关系日趋松懈,家庭规模呈逐渐缩小之势,辈分等级秩序逐步被平等性、法制性所替代;族居方式的地缘关系大为削弱,族员的流动性、杂居性与聚居性交相并存;新的业缘关系逐步生成,村落家族结构日趋消解.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村落家族文化的基质总体上呈逐渐削弱、消解的过程,但具体到某些地域和某种基质的变化程度则存有较大差异.村落家族文化的走向并非是对其一概排斥,而是革故鼎新.     

内生性变迁与外生性变迁--中国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中的两种不同路径分析

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变迁路径,即外生性变迁路径与内生性变迁路径.在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双重路径的作用下,推动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应当成为实现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的最优路径选择.     

传统村庙的当代变迁及实践逻辑——浙南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考察

村庙信仰是观察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村庙重建、民间信仰习俗渐趋活跃已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通过对浙南一个普通村落——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的考察,展示了村庙由断裂走向复苏与转型的当代历程,分析了村庙重建的内生逻辑和外部动力、变迁与转型的主要特征和实践取向,及其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村庙变迁与村落变迁的诸多关联,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应有效整合村庙信仰资源,以实现村庙信仰习俗的当代意义.     

土家族村落家族文化的伦理精神述论

家族伦理是调节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地处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在村落社会秩序的发展中,其伦理精神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保障直接影响着土家族内部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发展。尤以崇力尚武和儒学影响下的"孝"、"礼"观念为基础的伦理精神,在家族习惯法的规范和调控下,对于维护土家族村落稳定、促进村落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村落家族文化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评介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是王沪宁先生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进行了理论一般分析 ,以求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乡村发展作出回答。与一般的现代化研究将政治、经济作为研究对象不同 ,该书从家族文化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 ,得出了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观点和结论。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实证的调查报告 :二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在调查报告部分 ,本书选取了较有典型性的 15个自然村落 ,对这些村落的历史演变、家族构成、正式组织状况、家族内部的权威构成与互动、家族与外界…     

新农村建设中村庙意义的再认识——浙南Z村马氏天仙殿的当代变迁及重建实践考察

村庙信仰是观察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村庙重建、民间信仰习俗渐趋活跃已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文章通过对浙南一个普通村落——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的考察,展示了村庙由断裂走向复苏与转型的当代历程,分析了村庙重建的内生逻辑和外部动力、变迁与转型的主要特征和实践取向及其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村庙变迁与村落变迁的诸多关联,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应有效整合村庙信仰资源,以实现村庙信仰习俗的当代意义。     

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溯源与家族观念考察——以桂东南一客家家族村落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客家家族村落族谱、祖先传说和围龙屋的剖析,以及对该家族的祖先从广东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客家宗族迁徙后,家族成员的集体记忆通过以族谱和围龙屋为代表的家族物质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使用、家族中口耳相传的祖先传说以及家族祭祀仪式得以维系;族谱的使用和重新编撰体现了客家族群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脉络下的"再生"和"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祖先传说与祭祀仪式为村落社会认同提供了深层基础,使家族成员的血缘联系和家族观念得到强化,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得以传承.     

政治人类学／民族政治学的又一力作——评《民族地区家族政治研究》

《民族地区家族政治研究》一书,以民族地区家庭势力的政治影响作为研究选题,以民族地区的村落家庭为主要分析对象、基于对民族地区村落文化转型和民族政治发展的关注,探索了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与当下的家庭政治行为的差异。     

近代东北地区汉族家族社会探究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汉族家族共同体。由于东北区域开发较晚,与关内相比较,东北地区汉族家族代际短、规模小、族产薄弱、祠谱粗陋、祠堂不普遍。随着汉族家族的别居、移入、迁出,家族居住形式由单一家族型、多姓亲族联合型,发展为杂姓混合型。尽管家族形态和规模小,但仍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管理特点:族长是"一族中之领率";以"习惯法"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祭祖以墓祭为主,且很简单;族权对家族村落政权存在一定程度的渗透与控制。     

差异与契合:村落家族文化与农村法制现代化--村落家族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个案研究

意图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践家和致力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不能不对内容广博的中国乡村文化,特别是根深蒂固的村落家族文化给予充分的关注。在中原大地农村,村落家族文化经受了法制现代化的洗礼,在社会不断变革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并与法制现代化在差异与契合中衍生出一些新的文化范式。中国国家法制现代化肇始于清末,有着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中国农村的法制现代化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按照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中国农村的法制现代化既不能机械照搬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也并非盲目继续以往人治天下的传统模式,比较理想的选择模式就是在继承村落家族文化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制现代化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