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堪、任可澄与护国运动

戴堪、任可澄是参与发动和领导护国运动的两位重要贵州籍人士.但由于他们都是在思想政治上追随梁启超的进步党成员,加上辛亥贵州自、宪两党的宿怨,所以过去对其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或被轻描淡写,或者避而不谈,甚至被随意歪曲、否定,这实在是很不公正的.今天,随着思想进一步解放,史学界对梁启超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已逐渐重新认识.因此,对戴堪、任可澄等人,也应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欠妥之处,敬祈指正.     

黎元洪与护国运动

云南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是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城中的政治俘虏。护国运动的早期酝酿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为主,云南起义反袁,又主要是中华革命党成员的中下级军官联合上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经过长期组织发动的结果,护国军政府的政治方向、军事计划和政府组织则由梁启超、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掌     

护国运动史的几个问题

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为主要内容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又一次革命运动,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又有新的特点和意义。孙中山在1916年12月13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和北京政府国务院,曾建议定云南起义日——1915年12月25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这表明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由于我们承担了护国运动史的有关研究工作,在这里想谈谈对护国运动史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并望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评《护国运动史》

由云南、贵州两省的史学工作者谢本书、冯祖贻、顾大全、孙代兴、高光汉五位同志合著的《护国运动史》,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 全书共分五章:一、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形势;二、护国运动的酝酿和准备;三、护国战争的进程;四、各地响应护国运动;五、护国运动的终结及其以后的斗争。书末附有大事年表。全书三十六万余字,附有图片三十八幅,套色地图五幅,都是研究护国运动的珍贵资料。     

论谭人凤思想的特色

谭人凤(1860——1920)湖南省新化县人,原名有府,字符善、又字石屏,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变法失败后迅速走上革命道路。最初,他从事会党工作,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了同盟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谭人凤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为创立民国和捍卫民国立下了卓著的功勋。谭人凤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他的思想颇具特色。但是至今学术界很少有人问津。本文试以论述谭人凤思想的特色,作为引玉之砖。     

护国起义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护国起义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云南护国起义七十周年之际(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同志出席了会议。 对护国运动进行这样全国规模的学术讨论,还是第一次。这次学术讨论会,是在近年来对护国运动史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的前提     

云南起义与护国运动

云南起义与护国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常常被人混同起来。由于这两个名词概念上的异同涉及到对这一时期所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内容加以区别。护国运动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领导     

云南省社科界纪念"护国运动"90周年座谈会综述

2005年是“护国运动”90周年纪念,作为护国运动的发生地,云南人民纷纷举行各种活动隆重纪念护国运动90周年,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邀请云南省知名专家学者于2005年12月26日召开纪念座谈会。座谈会由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袁显亮主持,省社科联副主席江克、雷翁团、张瑞才及助理巡视员李丽珍出席会议。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孙时映副处长也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谢本书教授,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璋,云南大学教授、省史学会会长林超民,省社科院孙代兴研究员,云南省博物馆林荃研究馆员,昆明陆军…     

护国运动领导权问题之我见

护国运动的领导权究竟属于谁?史学界的解释仍是模糊不清的。迄今为止,主张护国运动的领导权操于以进步党人为主体的立宪派之手的观点,仍为文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个观点,只注意了立宪派的政治活动,而忽视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活动;只注意了滇、黔、桂等省的军事斗争,而未顾及革命派在全国范围的大量军事斗争。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不能不使一些近代史专家对此提出疑义。早在1956年,胡绳武和金冲及就撰文提出:“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薰陶的新军军官。”然而,“受革命民主主义薰陶的新军军官”权是个概念模糊的军事政治阶层,他们依附于各派政治势力,既无明确的政治     

梁启超与光宣之交的檄文事件

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逝不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收到檄文一件。该檄文煽动"内乱暴动",词涉摄政王载沣。檄文封面有"横滨梁缄"字样。梁启超怀疑此檄文是袁世凯党为了中伤、陷害自己而散发的。事实上,该檄文并非袁党伪造,而是朱增澹等人印制传播的。朱增澹等人所制造的檄文事件牵涉到梁启超。日本警察当局起初怀疑梁启超是檄文制造者,并对梁启超进行了秘密调查。康有为、梁启超怀疑光绪皇帝为袁世凯谋害,试图联络和推动载沣惩治袁世凯。檄文有攻击载沣的内容,又隐约冒用了梁启超的名义进行散发。在梁启超看来,这势必对其运动载沣的行动计划造成障碍。梁启超在上海各报发表启事,声明檄文并非自己所造;他还多次致函肃亲王善耆,请其向载沣澄清,自己与檄文毫无关系。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闲话“饮冰室”

《饮冰室文集》是梁启超先生文集的名字。这本文集虽然是他的朋友何天柱收集整理的,但既然经过了梁启超的审阅,书名当然也就为梁启超所同意。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以此作为自己文集的名字?这里又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寄托?这个问题虽然很小,但对这个问题不甚了解的人却所在多有。对于“饮冰”的误解有层次深浅之别。简单层次的误解,认为梁启超用此以为书名,是求取一片清凉之意。这是不懂得典故的出处,望文生义的解释,不必多说。高一点层次的误解,则认为梁启超对中国有着火一样的情怀,这是饮冰也无法消释的。再高一个层次的误解,则认为梁启超对于…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1986年12月6日至8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共同发起的“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江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五十多名与会者向大会提交了二十多篇论文。 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是会议主题。与会者在1983年“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讨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梁启超与启蒙运动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数年间继续发挥对民主革命的推动作用,主要有下面一些看法: 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方志钦(广东社科院历史所)认为,这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它的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深入发展的启蒙运动是由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902至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的最激进时期,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年是梁启超诞辰130周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13日、15日在天津隆重举行。150余位海内外学者赴会,提交论文110多篇。学者们在会上研讨了梁启超的政治观、宗教观、社会性别观、科学观,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及办报活动、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梁启超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其变革、梁启超与某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问题,其中有很多论文涉及梁启超研究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皮后锋《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的成功，无疑有黄遵宪、汪康年等人的功劳，但更得力于梁启超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梁启超就没有《时务报》．以往的研究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所起的作用论述不够全面或语...     

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局限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一位颇具盛名的人物,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史学家们对他的功过的评说,分歧颇大。固然,爱国主义思想贯穿梁启超一生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环境的变迁,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有不妥之处,敬请匡正。 梁启超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积极宣传者。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的刺激下,出于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积极主张改革当时的弊政,励精图治,变积弱的中国为强盛     

省思与超越--近十年来梁启超研究之探讨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 ,梁启超研究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的重点和热点。近十年来 ,梁启超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这主要是由于史观发生了转换 ,从而带来梁启超研究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也与新方法、新视角的采用 ,新理论和范畴的借鉴 ,新领域的开辟 ,新史料的挖掘 ,诸多学科的整合等分不开。本文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实践 ,国民、伦理、民族国家观 ,学术、文化的再认识 ,以及其他诸多贡献等方面 ,对十年来的梁启超研究进行集中探讨 ,以期勾勒出梁启超研究的概貌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 ,亦指出了存在的不足。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语录常常见诸各种文章.但是,海内外的梁启超研究仍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梁启超后期政治思想中的国民运动思想便是其中一例.     

梁启超与《太阳》杂志

《太阳》杂志是当时日本言论界的代表性综合杂志。编者岸上质轩(Kishigami Shikken)曾采访梁启超,并在《太阳》杂志上刊登了采访内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在《太阳》杂志上获得岸上质轩的几次介绍。梁启超和他创办的刊物为《太阳》杂志提供了中国改革志士的形象和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太阳》杂志也被梁启超及其同伴的报刊积极有效地加以利用。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时,已很关注世界各国近事以及国内各地新闻,使读者知晓政治动态和新的学问。参与《知新报》编撰的何树龄也很关心《太阳》杂志,根据何树龄寄给岸上质轩的书简可知,何树龄比梁启超略早就与岸上质轩有了交往。通过《时务报》、《知新报》以及《清议报》,梁启超一直与《太阳》杂志保持着联系,在《清议报》阶段,尤使得双方的交流内容更加具体化。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