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R&D强度的影响因素——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实证检验

采用1991～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我国R&D强度的因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R&D强度的5个因素:企业因素、政策因素、公共R&D部门、投资因素、经济因素;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R&D人员投入强度、行业结构、政府直接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公共研发部门R&D支出的力度、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均GDP、GDP增长率、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12个变量。以局部调整模型为基础设计了实证模型,通过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行业结构、知识产权保护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R&D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产出

采用2004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分析FDI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可行性,揭示FDI、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3个投入要素之间以及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间的固定替代弹性系数不等于1,因而证明了运用CES生产函数的可行性;FDI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FDI流入量每增加1%,能使专利申请授权数增加0.18%;但是通过计算1990年至2008年FDI对企业创新的产出弹性发现,该产出弹性并没有随FDI引进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有所下降;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资本投入是影响企业对FDI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中国R&D人力资本的缺乏抑制了企业吸收FDI知识溢出的能力。     

企业规模、资本结构与R&D投入的关联性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本文选取2007-2011年山东省高新技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了企业规模、资本结构和R&D投入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资本结构与企业R&D投入负相关,但二者对企业R&D投入存在正向的交互影响。这为企业结合自身资源和能力,构建合理资本结构,合理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参考。     

中国汽车产业环境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动态计量模型,以我国汽车产业为对象,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2个方面实证研究了环境政策、技术进步、市场结构、产业特征对汽车产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中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和污染限期治理制度、技术进步中的R&D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市场结构中的产品销售利润率与环境技术创新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长期均衡对产品创新短期波动的影响不大,仅有污染限期治理和R&D投入的长期均衡对过程创新短期波动的影响显著。此外,环境影响评估制度、R&D投入、人力资本存量、产品销售利润率均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格兰杰原因,而污染限期治理是产品创新的格兰杰原因,过程创新是污染限期治理的格兰杰原因。     

上下游企业间R&D合作网络形成及其社会福利

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合作网络的形成是企业在创新活动中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数据表明,上下游主体间的垂直R&D合作比位于同一市场层面主体间的横向R&D合作网络更普遍。针对企业间R&D合作网络的内生形成问题,首先,建立上游供应商与下游竞争厂商之间同时选择R&D合作链接和R&D投入水平的博弈模型;然后,通过比较所有可能存在的网络结构下各企业的均衡利润水平,识别稳定网络结构并分析R&D投资的效率;接下来,分析稳定网络结构随着横向R&D合作溢出效应和垂直R&D合作溢出效应的演化;最后,通过比较各网络结构下的社会福利,分析稳定网络结构的有效性。结果表明：（1）垂直合作链接促进合作双方的R&D投入,提高合作双方的均衡利润水平;横向合作链接阻碍竞争厂商的R&D投入,随着横向R&D合作溢出效应的增加,厂商R&D投入的竞争效应逐渐高于其成本降低的效应,从而厂商的利润先增加后减小;（2）在适当的溢出效应参数范围内,完全合作网络是唯一的成对稳定网络结构;但是当供应商与其中一个厂商的垂直R&D合作溢出率较高时,稳定网络结构将会发生演化。（3）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成对稳定网络未必总是最有效的合作网络结构。     

R&D投入与产学研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广东省产学研合作企业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产学研合作中不同属性的R&D投入之间关系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产学研R&D资金构成来看,政府资金在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方面起到了杠杆作用;政府公共研发投入对企业R&D支出的杠杆效应大于挤出效应;社会资金参与研发活动的总量较低;企业自有研发投入在获取核心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起主导作用;中小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更高,但与大企业相比合作成效不显著;出口导向对合作企业吸收国外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

以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引入其中,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分析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资源价格可以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初级资源开采活动,使制造业部门和R&D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最后,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为理论解释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支持.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省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依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有向无环图(DAG)等分析方法,旨在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是引致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即国内金融发展和R&D投入之间具有很强正向关系,但以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结构不利于R&D投资;技术创新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金融发展是引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一方面,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内,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直接的负向作用,但它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利用1998～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R&D投入的影响明显,且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及引致R&D投入带来的生产率间接效应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带来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但由于规制成本较高,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部分被成本效应所抵消.研究同时发现,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能否带来更多的“创新补偿效应”,与规制措施和工具选择密切相关.     

企业R&D影响因素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本文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有关企业研发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影响企业R&D投入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对于研发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一般认为,R&D投入在收益持续性方面所带来的积极作用要大于由于R&D项目的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消极作用;由政府公共资助的R&D支出比私人资助的R&D支出在投资、就业等领域具有更强的长期推动力.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果指出,比较不同来源渠道的研发资金在企业的投入额度并考察不同来源渠道的研发资金对企业经济后果有无影响,若有影响,其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企业股东报酬率与研发投入的互动关系,这些都将成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基于文化种群归类的中国企业出口对FDI带动效应研究

结合心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理论,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出口对生产性FDI的带动效应以及这种带动效应的文化差异性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市场上,中国企业出口对FDI产生显著的带动效应;在不同文化种群市场上,这种带动效应与其文化距离正相关。最后,描述了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特征,并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含义。     

基于权威理论的家族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

以权威理论为基础,本文从科层权威、传统权威、报偿权威及超凡魅力权威四个构面分析了家族企业家的权威特征及其影响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家族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机理,解析了企业经营活动对家族企业家行为意志具有超强表达能力的根源。实证检验表明,问卷调查结果支持本文对家族企业家权威及其影响作用的分析和判断。     

基于GJR-GARCH的VaR模型及其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针对风险价值VaR的一般参数方法都是对称的,其在处理非对称时间序列时存在着局限性,本文提出了非对称的VaR计算模型,并以上海证券市场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非对称的VaR计算模型优于对称的VaR计算模型。     

基于过度自信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本文以有关心理学理论为依据,建立数学模型研究委托人和代理人过高估计公司信息质量条件下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理论,并分析这种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最优补偿合同由两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和代理人在合同存续期内的努力工作成本;而次优补偿合同由四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努力工作成本、风险溢价和未预期到的意外收益.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公司信息方面的过度自信偏差都将提高代理成本、恶化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委托人自己首先要在公司信息问题上保持理性,其次是要雇佣在公司信息质量方面同样理性的代理人,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尽可能无偏地估计公司信息的信息价值.     

基于可能性理论的经营者业绩评价研究

对经营者进行客观公正的业绩评价,对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传统的经营者业绩评价体系与方法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本文在分析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营者业绩评价体系,并利用可能性理论来处理指标量化问题,建立了能充分考虑各影响指标的经营者业绩评价模型,为设计具有激励作用的薪酬结构提供依据。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投资组合模型研究

本文在假设投资者风险厌恶、且其风险厌恶程度受其情绪影响的条件下,以投资者效用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建立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投资组合模型从理论上研究投资者情绪对投资组合结构及其收益-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投资者过度乐观时,其将通过银行借贷融资等方式购买超额风险资产;当投资者情绪处于相对理性状态时,其将合理分配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当投资者情绪处于悲观状态时,其将卖空风险资产。当投资者情绪处于过度乐观和相对理性状态时,投资组合预期超额收益与风险正相关;当投资者情绪处于悲观状态时,投资组合预期超额收益与风险负相关。论文研究结果修正了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对传统投资组合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基于MKM的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结构的研究

描述了市场营销知识管理(MKM)的概念,建立了基于MKM的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结构与关键技术,利用群体满意度模型提高了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有效性,分析了制约MGDSS有效使用的若干因素,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基于结构差异的智能建模方法研究

通过分析基于规则和基于事例推理两种建模方法的特点,提出了综合这两种方法优势的基于结构差异的建模方法,该方法使用树状结构实现问题的知识表示,使用基于事例推理的方法生成数学模型的主体部分,使用基于规则的方法生成模型的差异修改规则,用以指导模型主体部分的修改.基于这一方法实现了一个物流配送车辆调度的应用系统,验证了该方法对于数学模型的智能构建工作是有效的.     

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代理人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代理人的效益工资和委托人的监督成本都不为0时,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提高,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将随着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减弱;当代理人没有效益工资时,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发挥作用.另外,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都将随着委托人监督成本的增大而降低,而且前者还将总是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和效益工资的增加而提高,后者虽然也将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的增加而提高,但并不总是随着代理人效益工资的增加而加强.     

Cost sharing on prices for games on graphs

Let \(N=\{1,\dots ,n\}\) be a set of customers who want to buy a single homogenous goods in market. Let \(q_i>0\) be the quantity that \(i\in N\) demands, \(q=(q_1,\dots ,q_n)\) and \(q_S=\sum _{i\in S}q_i\) for \(S\subseteq N\). If f(s) is a (increasing and concave) cost function, then it yields a cooperative game (N, f, q) b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v(S)=f(q_S)\) for \(S\subseteq N\). We now consider the way of taking packages of goods by customers and define a communication graph L on N, in which i and j are linked if they can take packages for each other. So if i and j are connected, then a package can be delivered from i to j by some intermediators. We thus admit any connected subset as a feasible coalition, and obtain a game (N, f, q, L) b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v_L(S)=\sum _{R\in S/L}f(q_R)\) for \(S\subseteq N\), where S / L is the family of induced components (maximal connected subset) in S. It is shown that there is an allocation (cost shares) \(x=(x_1,\dots ,x_n)\) from the core for the game (\(x_S\le v_L(S)\) for any \(S\subseteq N\)) such that x satisfies Component Efficiency and Ranking for Unit Prices. If f(s) and q satisfy some further condition, then there is an allocation x from the core such that x satisfies Component Efficiency, and \(x_i \le x_j\) and \(\frac{x_i}{q_i} \ge \frac{x_j}{q_j}\) if \(q_i \le q_j\) for i and j in the same component of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