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R&D激励政策评价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闭环供应链上的回收激励契约设计与政府补贴再制造政策的优化

废旧工业产品的回收再制造活动具有较大的正向外部经济特性,常常导致企业从事该项活动的动力不足。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发,各国政府大都制定了给予补贴以鼓励回收再制造活动的政策。而且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一般具有一定的感知价值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再制造成本优势的发挥。将政府也作为一个决策主体,建立了以政府为领导者、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回收商为跟随者的三级非线性闭环供应链上的Stackelberg主从博弈模型,其中嵌套了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基本技术框架的再制造商对回收商回收努力的最优激励契约。分析求解了政府和制造商、再制造商等的最优决策。政府的补贴政策将有效提高再制造品的竞争优势,同时有效降低废旧产品的掩埋等处理成本,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政府最优补贴下再制造商对回收商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可以有效提高废旧工业品的回收再制造效率。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相互替代程度将间接影响到政府的最优补贴决策。同时通过数值分析得到再制造的比较成本优势对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可供政府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以及闭环供应链上的企业决策时参考。     

基于低碳视角的政府监管与制造商生产的演化博弈研究

政府制定的监管政策对制造商生产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低碳视角，引入政府碳税系数、补贴系数、低碳产品生产成本等参数，针对税收与补贴混合政策、单一税收政策和单一补贴政策三种模式，分别建立了政府与制造商之间决策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不同监管政策下政府和制造商达到均衡所需条件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政府、制造商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当初始生产低碳产品的制造商比例相同时，政府实施混合政策比单一税收政策或补贴政策对制造商生产低碳产品的激励作用更加明显。政府监管与政府低碳税收、高碳产品罚款和监管成本有关，制造商生产低碳产品受到产品成本、收益的影响。研究结论不仅为政府制定低碳产品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制造商选择低碳产品策略给予了决策支撑。     

政府对秸秆替代煤发电的补贴策略研究

秸秆发电是利用秸秆作为电厂燃料替代煤资源发电的能源替代发电模式,目前我国由于秸秆发电技术尚未完全自主以及秸秆收集成本的制约,导致秸秆发电成本普遍较高影响其发展。为了鼓励秸秆发电项目的发展,我国政府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引导投资商投资秸秆发电项目。本文应用机制设计理论构建了政府和投资商的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了在政府财政补贴条件下投资商秸秆替代煤发电的最优投资策略,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基于秸秆项目社会效益的政府补贴策略和基于发电成本变动的政府补贴策略,并对影响政府补贴策略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应用实例进行了诠释,为政府制定秸秆替代煤发电的补贴策略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     

政府补贴、管理层激励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测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层持股正向调节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显著增强了政府补贴资金的创新支持效应。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贴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对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管理层持股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正向调节作用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精确定位创新补助目标和补助时机,引导企业探索管理层持股计划、改善创新决策机制具有启示意义。政策建议是：坚定施行政府补贴政策,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制定政府补贴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避免“一刀切”的补贴;最大化发挥政府补贴政策的创新效应。     

风电与火电的竞争性上网定价优化——碳约束政策的影响研究

电力行业的高排放问题加速了碳约束时代的到来.本研究考虑不同的碳约束政策，针对由发电商-售电商组成的电力供应链，建构成本共担契约，研究碳约束下电力竞价与上网策略问题，并为碳排放规制政策在电力市场的推行提出建议.本研究表明：1)在竞争性的供电市场中解决风电上网难题，不但需平衡风电间歇性，而且需关注火电发电成本；2)在激进型的碳配额政策或碳税政策下，成本共担契约的引入既能促进风电上网，亦能实现电力供应链利润的帕累托改进；3)不同碳约束环境对参与主体的影响取决于税率以及碳配额的大小.碳配额与碳交易政策虽对售电商没有益处，但在适当的碳配额下，却是促进整个电力供应链发展的最优政策，此时，政府减少碳排放的有利举措为缩减碳配额或提高碳价，本研究揭示了政府策略选择应遵循的临界点.     

按收购量补贴还是按收购价补贴？——电商扶贫的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考虑到当前政府鼓励电商扶贫采用的两种典型补贴政策——按收购量补贴和按收购价补贴，本文构建了由政府、电商和农户组成的农产品供应链模型，建立了三方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不同补贴政策影响三方行为决策的机制，最终提出了政府选择合理补贴政策的依据。研究发现：（1）电商和政府对于不同补贴政策的偏好具有差异性。（2）电商始终偏好于政府按收购量提供补贴。当补贴预算相对有限时，政府偏好选择按收购价补贴的政策；而当补贴预算相对宽裕时，政府可以选择任意一种补贴政策。（3）随着农户产出风险厌恶程度增大，政府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按收购价补贴的政策。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合理选择鼓励电商扶贫的补贴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补贴-惩罚政策下废旧动力电池的回收决策研究

通过构建动力电池生产商（以下简称电池商）和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以下简称汽车商）关于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在政府不干预和实施补贴-惩罚政策两种情形下，分析了影响电池商和汽车商选择回收与否的因素以及二者均决定回收的条件，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研究结果表明：（1）在政府不干预情形下，当电池商的回购价大于电池商和汽车商各自单位回收价和回收成本之和的最大值时，二者均回收废旧动力电池。（2）在政府实施补贴-惩罚政策情形下，电池商的回购价不受政府惩罚的影响。与不干预情形相比，政府单位补贴增大会使电池商的最低回购价降低。（3）政府实施补贴-惩罚政策时，当单位补贴大于阀值时，电池商和汽车商选择回收废旧动力电池策略。（4）政府实施补贴-惩罚政策能够明显缩短电池商和汽车商开展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的时间。此研究可以为政府促进电池生产企业和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回收废旧动力电池提供参考。     

考虑碳价下限的燃煤发电碳减排投资及其政策分析

燃煤发电是电力供应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论文针对碳排放权价格（碳价）、燃煤发电商上网电量以及碳减排设施的单位运维成本都随机波动的情况,构建考虑碳价下限的燃煤发电商碳减排投资实物期权模型,在模型求解基础上,针对某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通过数值仿真方法,考察碳价下限对碳减排预期投资时间的影响,并探讨碳价初值、碳减排单位运维成本初值如何影响碳价下限政策的有效性,比较碳价下限与直接投资补贴政策的优劣,分析结果表明：（1）碳价下限政策可能会激励燃煤发电商提早进行碳减排投资,但提高碳价下限不一定能降低碳减排投资阈值;（2）碳价下限政策实施的有效区域由碳价初值、碳减排单位运维成本初值等参数有关,在该有效区域内,通过碳价下限的调整可调节碳减排投资的预期时间;（3）相对于直接投资补贴政策,碳价下限能显著节省补贴资金。     

基于政府不同补贴形式下的绿色产品制造商渠道选择策略分析

为促进可持续供应链的发展,政府通常会根据企业的绿色研发成本尝试采用不同的补贴形式,制造商也会根据政府的补贴形式设计不同的渠道结构来销售产品。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府为领导者,制造商和零售商为跟随者组成的供应链博弈模型。根据制造商绿色生产技术,政府提供其研发成本补贴或单位生产补贴,研究了制造商采取不同销售渠道结构下的政府补贴、制造商产品绿色度水平和直销渠道价格,及各个成员的利润或绩效。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形式与制造商的绿色技术投入及渠道结构选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从制造商角度看,当政府向制造商提供研发成本补贴时,若制造商降低其绿色研发成本,则制造商采用双渠道结构模式能减少政府支出,并且是对制造商、零售商和政府都更优的策略。而当政府向制造商提供单位生产补贴时,制造商则需综合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价格弹性和绿色技术开发成本率等因素选择不同的渠道结构。此外,从政府绩效角度看,当绿色技术开发成本或环境改善的边际收益较低时,采用单位生产补贴将更利于政府和环保产品生产的政策,同时更有利于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益;否则,政府应采用研发成本补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