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研究

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的朱墨文和<明实录>、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162卷本<明史列传稿>、185卷本<明史稿列传>及通行本<明史>中的<郝杰传>进行详细比较,可以断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的撰成时间在实录之后、其他诸卷本之前.诸卷本<郝杰传>的排序大略为:实录本→阁藏本→313卷本→416卷本→162卷本→185卷本→通行本.这有助于解决天一阁藏<明史稿>的作者问题.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

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是<明史>纂修过程中留存下来最早的一篇罗汝芳的传文,而且是康熙三十年之前徐元文、万斯同所核定的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之蓝本,而后再演变成徐氏<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及<明史>诸本之<罗汝芳传>.这篇传文与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相比,内容已相当成熟,当出万斯同之手.然而,从同卷传主姓氏看,该传却还保留着明史编纂初期"拈题分纂"的特点.由这种内容上的成熟与体例上的幼稚,笔者推测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当是万斯同在审核分纂官所纂初稿时因不满意而自己重新起草的手稿.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忠义传》两题

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的第7册与第10册<忠义传>部分,经与国家图书馆藏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稿>相关内容对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承继关系,基本可以断定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是后者的草稿.另外,在第7册中出现的初始作者"徐潮",可以初步断定为和康熙十二年的进士徐潮是同一个人.     

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

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卷本比对后,初步认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中墨、朱笔所改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兹<献征录>的史学思想,该稿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反映出万斯同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他亲笔誊改的手稿;二是经他编纂的初稿.前者由万斯同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即万斯同的史料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状况,均清晰可见.因此,天一阁藏<明史稿>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修订点校本《明史·张居正传》随笔

在修订点校本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中,笔者阅读了<文忠公行实>等13种关于张居正的传记.这些传记对张居正或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或全面赞扬,或回避对张居正的政治活动进行记载.这种状况的形成,各有其时代背景.了解这些情形对正确看待和使用这些传记,甚有必要.前人对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曾作过一些有益的校订,而尚有不少因失实而应予继续校正之处,其他传记与之相异之处也有须加考辨者;对此,文中皆有具体论列.     

《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以《黄淮传》和《胡广传》为例

《明史》是以《明史稿》为蓝本进行修订的。尽管《明史》存在一些讹误,但总体说来,《明史》的修纂还是相当严密的。其在修纂过程中,虽大部分内容沿袭了《明史稿》,但对《明史稿》存在的不符合史实之处,进行了严密的考证与修订,进而以符合史实的面貌出现。《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主要从文字讹误之修正、史料之补充、史实之订正等几个方面进行。     

龙璋辑《字书》所据《玄应音义》版本考

<字书>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实际词汇面貌的辞书,今已失传.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音义书,成书后流传过程复杂,版本众多,大致上分为丽藏本和碛砂藏本两个系统.清代学者龙璋从<玄应音义>中辑出<字书>佚文182条.经过对丽藏本和碛砂藏本所引<字书>情况的考察,我们认为龙璋辑佚<字书>时所据<玄应音义>的本子当属于碛砂藏本系统.     

论《潜夫论》的版本之争

王符哲学思想的研究,受到了史料分歧的影响.因为汪继培曾对<潜夫论>进行过一次整理,造成了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潜夫论>行世.史料分歧集中在两个版本中<本训>篇的差异上.全面比较汪本与旧本,汪本是优于旧本的善本.反对汪继培对<本训>篇整理的意见经不住推敲.应该全面肯定汪继培对<潜夫论>整理工作的贡献.     

论潘耒的治史主张

对于<明史>修纂,清初史家潘耒在<修明史议>中提出八条主张,即"搜采欲博,考证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涉及史料采集、史事考证、分工合作、修纂义例、史家立场、评判原则、修纂期限、史书卷帙等,对于当时<明史>和后来的<清史>修纂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明史·周遇吉传》指正一则

<明史·周遇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本,页6900)载:"遇吉巷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蝟,竟为贼执,大骂不屈.贼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     

论《植物名实图考》的学术价值

吴其濬不仅是清代一位高级官员,还是一位出色的植物学学家,著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植物名实图考》等植物学著作。其中《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第一部以植物命名的植物学专著,我国历代本草书以医药研究为中心,救荒书以食用为中心,而该书则从植物学的角度出发,主要描述植物的产地、形态、生态习性。吴其濬通过实地调查进行考证,对所见植物均一一绘图著录,使植物名实相符。《植物名实图考》还保存了古籍内容,并注意对文献的考订、辨伪,不轻信盲从。     

苦心孤诣的编排与梳理——析《史记》中的历史传说

先秦两汉文学的诗歌、史传文学、诸予散文等各体文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传说。其中史传文学和历史传说的关联最为密切,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是以传说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而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传说也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史传文学作品中。《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在系统描述从黄帝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历史时,将许多先秦历史传说纳入其中。司马迁运用将政治谱系和血缘谱系相结合、按照不同部族各自的文化属性进行抄录和改写、把传说作为史实加以处理的不同方法,对这些历史传说进行取舍、整合及编排,并在其中体现出他对天子至高无上的儒家大一统观念的认同、明显的抑炎帝而扬黄帝的倾向、强烈的族类意识以及君权神授观念。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     

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创作的史传传统重建——以曹三公子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为例

新历史主义创作手法在中国传统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着不同形式的呈现，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其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影响日渐式微。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是网络文学中的传统文学。网络历史类型小说诞生后，曹三公子创作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创意性阐释史传的手法，一方面唤醒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史传性特征，另一方面也为网络历史小说的类型化开启了新的一页。在具体创作中，以曹三公子为代表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既有对传统史传小说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对史传小说的合理改写。作为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起始文本之一，曹三公子创作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具有一定的网络文学史价值。     

《虬髯客传》之故事及版本衍变新论

从史志目录将《虬髯客传》归入"传记"看,据唐人苏鹗《苏氏演义》记载,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通过比对《太平广记》《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及《神仙感遇传》引《虬鬚客》诸本,知《虬髯客传》最初以带有传奇色彩之传记类型流传,经历了由权力上层流传至民间广传等过程,并分化成两种流传版本:一是,以《广记》本始流为小说类成一系,衍变为《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等,并随诸多小说类书的刊刻而为社会通行本。一是,约略于苏鹗所见"近世本"向《广记》本过渡时或更早,以杜光庭据流传初本编改成道教传扬本《虬鬚客》为一系,此系未曾广为流传。     

传记理论的新历史主义阐释——兼论格林布拉特的传记理论与实践

传记可以说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但传记理论中也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传记中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我们发现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与文本的关系的论述,即历史的文本化与文本的历史化为我们处理传记中的真实与虚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研究莎士比亚的实践具体地阐述了如何处理传记中的虚构与真实的关系,给我们当前的传记理论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启颜录》成书考

利用敦煌本《启颜录》的资料,结合史志、目录记载和《太平广记》引文对《启颜录》的作者、版本源流、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再考证,认为录作者确不为侯白,史志及目录所载多卷本是据敦煌本增删而来;并进一步考订出敦煌本结集于贞观十一年六月之后不久,多卷本《启颜录》成书不早于永昌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