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黑水桥碑考补

西夏传世的两通碑刻,其一是“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曾由罗福成、罗福颐兄弟研究、发表①,已经为学术界所熟知;其二即是本文所要介绍的甘州“西夏黑水桥碑”,又叫做“黑河建桥敕碑”,也叫做“黑水河桥敕碑”或“西夏告黑水河诸神敕”等等。后者过去虽有著录,但大都是语焉而不详,并且只录汉文,不及其他,加以字义惝恍,     

“西夏”小考

把“西夏”和西夏王国等同起来,这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首先,指代西夏王国的“西夏”,不是本土之自称,而是异域之他称。其次,在宋代以前,“西夏”不是政权专称,而是地域名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西夏”有着不同的含义,但自晋代以来,以河西走廊为“西夏”的说法是中原社会最为普遍的认知。     

千古奇绝“西夏碑”

11世纪,西夏王朝曾雄踞一方,与辽、宋王朝成鼎足之势。然而200多年后,这个神秘王国消失了,其史料和文字逐渐湮灭。遗留下的唯一佛教石刻——“西夏碑”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有人说该碑能换两架美国F16战斗机,有人说它价值连城…… “西夏碑”的由来 1000多年前,在黄河上游生息着一个能征善战的英雄民族党项族。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王国——“大夏”封建王朝。因它在黄河以西,所以历史学家称之为“西夏”。 立国后,党项上层把佛教作为统治思想之一。为发展佛教,他们大兴土木,     

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考论

契丹自称“炎黄子孙”并非是辽末天祚帝时期由汉族史官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 书·序记》虚构出来,而是契丹人由于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 影响,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不无与汉人攀附亲戚之嫌,但 他们在自称“炎黄子孙”的同时,并不否认汉人也是“炎黄子孙”,具有契丹人和汉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 华一体”、“中华一家”中成员的思想意识。     

“书如其人”之管见

<正> 一、书法与书者的“大节”的关系 以我之愚见,书法与书者的“大节”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不妨先举颜真卿、赵孟頫的书作为例分析之。 颜真卿从25岁举进士到755年安禄山造反,是颜真卿步入社会从政的前期,也是其书法艺术的前期。在这期间,前有不依附权奸杨国忠被排挤贬谪,为平原太守的遭遇,后有安禄山造反举兵拒敌的义举,正表现了颜真卿的刚正忠义的品格。但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多宝塔感应碑》所表现的风格遒劲娴熟和在此之后所写的《东方画赞碑》、《金天王祠题记》,虽已显得浑厚挺劲,却也属清雄风格,     

《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

由于历史的原因,流传下来的西夏文献,犹如凤毛麟角,十分稀少。明代《嘉靖宁夏新志》(简称《嘉志》),转录了两篇西夏佚文,《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简称《承碑》);《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简称《碣铭》),甚为难得。这两篇西夏文献,是研究承天专(在宁夏银川市)营建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研究西夏的宗教、文化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论张澍的西夏学成就

张澍的西夏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学、金石学两个领域。具体来看,在史学领域体现在《西夏纪年》和《西夏姓氏录》的编写上,在金石学领域体现在《西夏天民安碑》的发现上。     

《尚书》“朕”字用法研究

本文系拙作《〈尚书〉“弗”字用法研究》的姊妹篇。试图运用比较法把《尚书》的“朕”字进行词义比较和语法比较。词义比较说明“朕”被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原初并非只是君主自称,非君主也可以自称,但在有文字记载的上古典籍,特别是《尚书》里,很多是君主自称。“朕”与“身”同音共义,表自谦,君主自称近似“孤王”,“寡人”,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便把“朕”据为君主自称。但在方言里还微弱地保留着“朕”的原始用法。语法比较说明“朕”作主语比作定语为多,作定语又以作及物动词后面的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为宾语的定语为主;“朕”一般不作宾语。从表数看,“朕”只表单数不表复数。     

“YI”字杂考

考证“YI”字为汉《衡方碑》“褘隋”之“隋”辗转而误,“褘隋”与《毛诗·羔羊》“委蛇”音义相同;《隶释》谓“褘隋”出《韩诗内传》,本员兴宗之说,并非洪适臆说;《韩诗》在宋孝宗乾道年间尚未亡逸,《韩诗》亡于五代后、亡于政和建炎间、至宋亡之已久诸说,皆非是。     

“白文”哀词《赵坚碑》之研究

杨黼的“白文”《山花碑》是早已闻名于中外了,但是产生在同一时期的另外一块足以和它媲美而且极有研究价值的“白文”《赵坚碑》却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一、《赵坚碑》简介及其他 杨安道作的《故善士赵公墓志铭》,简称《赵坚碑》,刻于明景泰六年(公元1456年),是作者写来追悼赵坚的十首“白文”哀词。词中那种既哀死者亦复自哀的情调,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老残游记》清官批判思想之探源

刘鹗自称 :历来小说“有揭清官之恶者 ,自《老残游记》始”。其实 ,《老残游记》对清宫的批判 ,一源于司马迁《史记》以及历代史书中的《酷吏传》 ,一源于李贽评点杨慎《党籍碑》之文章。李贽“君子而误国”、“清官之害大”的思想 ,以及对程朱理学的非议 ,对《老残游记》影响最为显著。     

九世纪中叶回鹘民族东西两部的汇合与对塔里木盆地古代文化的继承

一、9世纪中回鹘西迁以前西部回鹘居住新疆的历史 “维吾尔”(Uyqhur)一词初为回纥人的自称,其意为“联合”或“协助”①,后来汉人音译为回纥或回鹘。汉文史书中的同音异译较早,《魏书》最早提出了“袁纥”(意为十姓回纥);《隋书》写作“韦纥”、“乌护”或“乌纥”;新、旧《唐书》则写作“回纥”、“回鹘”。唐贞元四年(778年)以后,历经五代及宋、辽、金等朝代,都一直称为“回鹘”;元明两代写法较多,主要有“畏吾”、“畏兀”、“畏兀儿”等。至于民族文字,最早的突厥文碑铭,如8至9世纪中所立的记东突厥汗国的《暾欲谷碑》、《阙特勒碑》、《突厥毗伽可汗碑》和回纥汗国的《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中,常有“乌护”或“回纥”与“乌护”并举之处。由于地域的不同和方言的差别,天山一带称乌护,阿尔泰山一带称乌纥,漠     

“第三种人”新探

三十年代初,当左翼理论家与“自由人”胡秋原所展开的一场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大论辩正趋向高湖的时候,《现代》月刊编辑之一的苏汶,带着他那引人注目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参加了论辩。他自称是“第三种人”,以     

释“宁夏”

今宁夏地区之所以得名于“夏”,与党项族崛起有关。余读辽、宋史《西夏传》及《西夏书事》、《西夏纪》等书,知唐贞观初,有党项族领袖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于静边(今陕西榆林西)等州以处之。其后该部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之白城子。党项族与“夏”字结缘者自此始。其后,党项势力渐盛,唐末有拓跋思恭者,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帝晋其爵为夏国公。宋初,党项势力又有扩展,其酋李彝殷卒,宋追封为夏王;辽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又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大夏国王,封元昊为夏国王。1038年,元吴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奄有今宁夏、甘肃及内蒙古伊克昭盟、阿拉善盟、陕西部分地区。因其地处西北,故辽、宋、金诸国人称之为“西夏”。总之,自唐末以来,随着党项势力之扩展,“夏”之名也随之扩大。     

儒家的"礼"与西夏《天盛律令》

儒家“礼治”思想是西夏制定王朝法典的主导思想,“礼”和“律”的紧密结合是《天盛律令》的显著特征,说明中原文化对西夏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尊君、孝亲、崇官是西夏《天盛律令》礼教法律观的核心,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律令》又极力保护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天盛律令》是西夏王朝封建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本文主要从法学原理与立法技术的角度探讨《天盛律令》的上述特征。     

“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考——与孙星群同志商榷

《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刊载的孙星群同志《西夏音乐试探》一文(以下简称《试探》)对西夏音乐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作了有独到见解的论述,但文中亦有值得商榷之处,特别是关于元昊“革乐之五音为一音”问题,我们有不同看法,特提出与孙星群同志商讨,以求指正。 我们知道,自公元1032年,西夏主元昊即位后,为称帝立国积极进行准备,对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相继作了较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更定礼乐”①。公元1037年7月,元吴对其重要谋臣野利仁荣说:“古代先王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     

在“神秘大门”的启合之间——论杨梓《西夏史诗》的艺术性

诗人杨梓的力作《西夏史诗》，以追忆一段历史为基调，为读者呈现了一曲动人的赞歌。在遍览作品的基础上，我们以为，作者至少以“一部生动而丰富的历史”、“地域的视野及其文化意象”、“叙述中的激情和礼赞”、“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等四个方面展现作品的艺术性。而对上述内容的阐释，则构成了《西夏史诗》的一种解读。     

从“痛恨”谈起

《出师表》有“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句。“痛根”一词。按今义讲为:“深切地憎恨。”(《现代汉语辞典》)。但就《出师表》来说,这样解释,就说不通。因为先帝(刘备)自称承嗣汉朝基业,决不会对其臣下流露出憎恨汉家君王之意。     

宋江是戴着“义士”面具的野心家

《水浒》里的宋江,是以一个自称“舍着一条性命”私放晁盖的“义士”出场亮相的。以后,《水浒》作者又用了大量笔墨,反复頌扬宋江是“仗义疎财”,扶危济困,“专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周全人性命”,是“有德有义”之士,象“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宋江自己也一再吹嘘自己对兄弟“情分最重”,“死生相托”,自称“呼保义”。宋江果真是“没有一个不敬爱”的“义士”,“能救万物”的救世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