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救亡与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2日至5日于江汉大学召开的“救亡与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近百篇学术论文。与会者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学术与抗战、抗战文学与文艺、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日本文化侵华及奴化教育、抗战时期的文化人物研究、抗战文化、抗战时期的报刊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交流，展示了抗日战争这一中国历史上重要时期的文化的各个侧面。     

试析抗战时期回族报刊《回教大众》的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回族民众的抗战宣传成为回族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民国时期兴起的回族报刊成为当时回族知识分子抗战宣传所借助的有效工具。回族报刊在号召回族民众积极抗战的同时,其背后也体现着回族社会的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回教大众》是抗战时期回族知识分子进行抗战宣传的主要回族报刊之一。从《回教大众》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抗战时期回族报刊中所反映的回族认同问题。     

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述评

近十年对抗战文化的研究渐受重视。学界对抗战文化的涵义、抗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抗战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文化的理论政策及其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抗战时期的文化论争,以及抗战报刊、抗战时期的学校内迁等,有较多的研究,并体现出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拓宽研究范围、重视不同地区抗战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特征。但总的说来,对抗战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加深,因而对抗战文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抗战时期爱国学人的史学经世思想

抗战时期,爱国学者强调学以致用,自觉把旨在"求真"的史学研究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把研究历史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连接在一起,表现出对历史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赋予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其史学经世思想表现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著史考史的社会责任感;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课题研究意识;着眼于向大众普及正确历史知识的历史教育思想;"致用"与"求真"并重的史学学术观。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的各项抗战任务,成为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本文就其在抗战中的作用试作如下探讨。 第一,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坚定抗日决心。 抗战爆发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尚处草创阶段,在史学界及普通人们的思想认     

论抗战时期翦伯赞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翦伯赞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史学活动,在鼓舞人民抗日信心,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等方面都发挥了历史学的经世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现实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特点。他的史论史著,成为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的光辉典范。     

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阵地——抗战时期《华西日报》木刻副刊研究

木刻副刊是抗战时期木刻运动与新闻联手的产物.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活泼的内容,短小精湛的宣传方式,不拘一格的反映抗战木刻运动的发展,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把握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地区木刻与报纸的发展,对抗战时期报纸上的木刻副刊梳理、整理,为研究抗战木刻与报刊奠定史料基础.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文化抗战

湖南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文化抗战是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共同领导的,经历了局部抗战时期的兴起、全面抗战初期的高涨、何键主湘后转入低谷三个发展阶段;湖南文化抗战的主要形式是成立文化抗战团体、创办抗日报刊、开展文艺活动进行宣传活动、举办抗战教育培养抗日人才;湖南文化抗战发展与湖南政局有密切的联系,影响其勃兴与衰退,充分反映了国共合作的态势;湖南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化观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政策的指引下,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讨论中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他们的探讨结合了自身对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事业,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和学术进程,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总结也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     

“2008重庆‘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重庆'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主办,于2008年12月7日在重庆召开,参会的有海内外专家学者80余人.大会就抗战文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与中国全民抗战、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学理论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

全面抗战的爆发造成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携手走进抗战阵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个截然不同的抗日政权同时并存,形成了抗战时期的"一国两制"格局。两种政权既统一又独立,虽然其合作目的和革命目标并非一致,但都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和关键的作用。     

战时"暴露与讽刺"抗日小说的叙事特点——以《文艺阵地》为中心

战时抗日小说是中国新文学走向战争化的结果,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册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整体考察《文艺阵地》所载小说,其“暴露与讽刺”的抗日小说是战火炙烤下的情感叙事。作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这一创作资源尚未充分开掘,从叙事学层面探讨战时“暴露与讽刺”的抗日小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历史地位论析

从1937年冬至1940年,在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像一道坚强的民族抗战的脊梁,傲然挺立于华北大地。在长期的持久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八路军129师成功地运用了游击战的战争艺术,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还创造了第一流的工作,特别是民主政权的建设方面树立了模范样板。129师太行山抗战的斗争史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一个缩影。其丰功伟业,早已载入了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史册;其成功经验,不仅为时人赞叹,更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大后方基督宗教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参加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当时,地处大后方西南各地的基督宗教各教派信徒、教会学校的各民族师生,乃至部分外籍传教士,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以实际行动为抗战做贡献,为中国基督教史写下了一段值得一书的章节。     

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东江、琼崖、珠江、韩江和南路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在祖国的南疆树起了一面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抗击着华南地区百分之六十的日军,“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配合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对日作战,抢救了大批爱国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战初期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成立原因探析

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是抗战初期成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抗日救国而成立的。它的成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抗日救国,民国四川当局实行一些有利于抗日的民主政策。正是这一历史机遇,中共成都特支（后为中共成都市委）改变了抗日宣传策略,充分利用成都工人阶级的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成立了成都抗敌宣传团,积极宣传抗战,推动了成都工人运动的持续开展,促进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动员和后方备战。     

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论

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运用新的史观理解阐释历史,系统总结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规律。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引领并坚守爱国主义史学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发展方向。     

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

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少数民族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为:第一,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全国抗日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抗战;第二,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彻底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国的步骤和计划;第三,从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第四,修建了抗战国际交通线并维护了该线的畅通;第五,充分发挥自身对外交流的悠久历史传统,赢得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抗战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对少数民族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朝鲜独立同盟及朝鲜义勇军历史的几个问题

华北地区朝鲜革命青年建立的朝鲜独立同盟及朝鲜义勇军为中国抗战和朝鲜的独立而英勇奋战,要正确地理解它的历史,必须澄清朝鲜独立同盟的领导人、同盟的性质及任务、同盟的双重任务,同时还要认真区分在中国关内地区活动的两个朝鲜人的反日组织。     

学术"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典范融合: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1924-1949)

近代史学如何建立“途辙”,近10年来已成为学术热点。以一学术机构为描述单位,兼顾人事、制度诸因素,或是动态把握学术史发展脉络的一条方便途径。就此而言,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可以算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事例。由于地处“僻远”,川大长期以来处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边缘地带,虽早有史学系的设置,就在国内的影响看来,却无疑处在“边缘”。30年代中期起,川大史学系逐渐成为国内历史学研究的重镇。但是,这一过程并不仅是“主流”典范向学术“边缘”的扩散,更是不同学术风格的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