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家”文化与国民性

日本的“家”文化孕育于本土,在其形成过程中,佛教、儒学逐渐融入日本的“家”中,共同成为“家”文化内容。她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部分。日本民族的“集团主义”、“等级服从意识”、“纵式人际关系”等特殊国民性均可以在“家”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它作为日本国民性的基因,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以相应的形态表现出来。“家”文化也正在走向衰落,日本的传统国民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弱化。     

在日本的留学感受

在日本生活时间久了,耳闻目睹的事情也就比较多了,因此也从中获得了一些体会和感受。下面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谈一谈。融入日本社会融入日本社会并非容易的事情,对留学生而言,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那就是生活在日本的社会中,又不能融入日本社会。这也许是因为日本文化虽出自于中国而有它的特殊性,或日本人的国民性里有它的“岛国根性”的缘故。有外国人用“害羞的文化人”来描述日本人,可能他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以美国人的眼光来描述的。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来,日本人有较强的集团主义的大和意识,他们喜欢结团结社,同党、同乡、同窗、同系列公司…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从早期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和弱国子民的悲哀诉说到20世纪30年代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理性评价,包含着爱与憎的感情纠结。他以日本为镜子参照本民族文化和国民性,进而对之进行批判,这正是明治大正时期留学日本的一代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缩影。     

论神道生死观的内核与实质

日本人关注生死现象与生死规律,把握生死观念与生死文化,确立生死意识与生死理论,提升生命伦理与生存质量等,以期满足现世利益和现实需求。神道是日本民族原有的宗教文化和特殊的生活习俗,神道文化是促进日本社会发展、形成日本人国民性的文化基因和思想动因。揭示神道生死观的内核与实质,有利于推进“解日本民族文化之谜”这一事业。     

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有了远渡重洋横绝四海的生活经验,海洋才真正穿透“蓬莱”迷雾,作为“真实”的“具象”,成为中国文学的观照和书写对象。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洋书写包含感时忧国、海上生活和战斗、滨海地域文化景观和意象呈现等四种主题类型。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之中寻找中西民族国民性差异的思路,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思想学术界非常流行的理论模式,直到1980年代仍然在学术专著和电视政论片中老调重弹,并在受众中产生较大反响。身处中西强弱对比极其悬殊、中国饱受凌辱的时代洪流之中,论者对中西国民性的观察和论断也就难免失之偏颇,海洋在此成为救世的“乌托邦”,成为国民性批判的“高势位”的“他者”。贯穿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海洋书写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对于“复数的人”的关注和对于陆地家园的眷怀。海洋书写呈现出多元性的美学形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经验表达。     

“第三空间”视域下辜鸿铭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

辜鸿铭先生学贯中西、阅历丰富，他恪守现代传播学中职业“把关人”的必备的素养资质，采用归化翻译和写作策略，把中国文化带到“第三空间”,让中西两种文化就彼此的差异性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运用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等现代传播学理论，探讨辜鸿铭“归化”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中华文化的宝贵借鉴。     

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社会秩序现象

现代日本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有秩序的现象。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外力作用导致了本土文化习俗与传统的突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等级意识、各种宗教对日本人的影响等是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耻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后殖民批评与世纪之交的"国民性"讨论

世纪之交,有关“国民性”的话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冯骥才、刘禾从后殖民批评角度,认为梁启超、鲁迅等提出的“国民性”命题是“中了传教士的奸计”,是对“欧洲人本来用来维系自己种族优势的话语”的“屈从”。对此,不少批评者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反驳这种观点,并通过各自的论争,揭示了刘禾所谓“国民性”是一种“神话”的命题本身就是一种神话。     

鲁迅——解剖国民性的大师

鲁迅是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集大成者。他在《阿Ｑ正传》等小说和杂文中，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中国国民的主奴根性、狭隘散慢、自欺欺人、虚伪巧滑等国民性弱点，并剖析了封建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的摧残。他是一位辩证法大师，既研究中国人的阴暗面，又清醒地看到中国人的光明面。他呼唤着人的觉醒和解放，呼唤着特立独行的人出现。     

“耻辱”之后，再是什么——评丸尾常喜鲁迅研究专著《耻辱与恢复》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从“耻”意识的角度展开对鲁迅的研究,恰切地将鲁迅的“民族的自我批评”和自我的生命呈现融为一体,既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中的物哀传统,同时也像一把镜子照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严重的匮乏。但丸尾常喜的研究也存在偏见,他所极力挖掘并赞扬的鲁迅小说人物的“求生意志”,其实正是鲁迅时时刻刻不忘批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活意识,而且,丸尾常喜认为鲁迅是在“民众认识”的温情与力量中走向了恢复,从而将耻辱感的恢复看成了鲁迅文学活动的终点,不免缩减了鲁迅文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