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与台湾社会

闽南人是汉族开发台湾最早的民系。闽南文化随闽南人的迁移而播迁台湾。闽南文化在台湾的发展经历了日据、国民党治台、李登辉、陈水扁推动台独等几个时期。加强闽南文化的研究和建设,加强对台宣传闽南文化,是争取台湾民心的重要工作。     

台湾社会意识的主体特征及其对台湾前途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台湾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台湾前途。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民的思想意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事实决定了台湾社会意识必然呈现中国意识为主体意识的特征。中国意识是台湾回归的心理基础,是抵制“台独”的最深厚力量。     

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文化交往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成立的新月派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上一群知识分子之间的跨语际交流关系,余响远播,萦绕至今。随着他们之间往来书信的曝光,这段被传为佳话的东西方文化之遇,承载着彼时不同传统和场域的文化、思想、观念彼此照面,激荡并沉淀了丰盈的历史记忆。这场思想与文化的交汇实践,虽被岁月海浪冲刷掩埋,然而,从今天的文化与思想史语境来看,钩沉其意义和价值仍然显得非常有趣和必要。     

叶荣钟与台湾汉诗的现代性

现有的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框架注意到了传统的现代转化、殖民支配和本土性书写等维度,提示许多有益的思路;叶荣钟一系的汉诗写作,则在政治与文化的共生等方面呈现了自身展开的独特进路,并揭示历史和精神进展的内在动力。就此而言,叶荣钟等人的汉诗政治,有助于激发对台湾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重新理解：首先,他以其汉诗实践超越了新旧文学的纠葛及自身思维中的紧张;其次,他的汉诗史观凸显一种批评的精神,勾勒了台湾汉诗的两种政治;再次,他的汉诗政治,以汉诗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共振拓展了反殖民的空间,并在对“文”的执着中试图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拯救。     

面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台湾新儒家哲学

台湾的现当代新儒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所面临的是西学东渐,传统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他们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台湾新儒家一直强调的是在文化研究上的现代方式,而不是传统的国粹派方式。比起他们的前辈师长,台湾新一代新儒家在与西方哲学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方面有着更多的层次和更自由的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能参与到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的提出与解决过程中。台湾目前的新儒学学者已经明显地从老一辈的"卫道"情结转化为一种客观而平和的学理探讨态度,尤其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台湾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发展儒学问题上,希望按前辈的学术思路"接着说"下去,而不是"照着说"。     

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文化选择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通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情＂与＂礼＂的冲突模式设置,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在晚清以降的社会文化思潮及文学创作潮流中却呈现出＂逆转性＂。对于他们的这种文化选择,应放置在20世纪初的复古主义思潮及社会现实的激变中考察,鸳蝴派作家认为传统文化观念,而不是西方文化理念,更适合作为转型社会必需的价值规范。他们在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开掘与转化中,形成了区别于五四文学吸收外来文化资源实现现代转型的另一种潜在传统。     

台湾政治族群与族群政治

一、族群的涵义与台湾族群的基本格局“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指自认为、或被别人认为有共同的来源与特殊的文化,而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第二次大战以后,     

新感觉派的背叛--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的一种读解

川端康成文学是日本传统文化底蕴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有机交融,<伊豆的舞女>则是他告别新感觉派、打造独特的文学之路的最初尝试,堪称川端康成文学之花的蓓蕾.在清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背后,含蓄地体现了这部作品的潜在主题.     

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

西方文明的实质是工业文明，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工业社会．这种文明社会以富裕和民主来辩明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提出挑战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精神分析理论。但是，对于工业文明，精神分析既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也是一种保守的理论。精神分析的这种内在矛盾依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受到限制。要突破限制，就要超越精神分析，而要超越精神分析，就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     

乡土的都会──新感觉派小说综论

长期以来,有关３０年代的新感党派小说创作,因为其表现手法的怪异、价值诉求的离经叛道以及对都会男女性生活的赤裸书写等等原因而被排斥在正统文学史研究的视界之外。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化阐释空间的拓展,新感觉派小说得到了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的重视。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同时也是中国都会自身不断发展前行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力图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新感觉派小说家们在师法国外的新的创作方法的同时,是否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何利弊;第二,新感觉派小说创作在中国的都会题材写作中占有什么地位,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可能产生哪些影响,对都会的描写除了赞美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它的因素,具体包含着哪些内容。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专家介绍：余国梁

余国梁。男，字子才，1950年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西宁市城北区检察院干部。自幼慧智聪颖，勤奋好学，喜爱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艺术。曾大量阅读上自秦汉下至民国的书画名作，研习其构思、技法。走上社会后，他节衣缩食筹资，游历了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踏访了名寺古刹，收集了大量的写生素材。其绘画题材多样、风格独到。尤以近年来取得的硕大成就，为民族地区书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成绩。     

客家文化在台湾的变迁

台湾的客家文化与大陆原乡客家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但是由于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迁 ,加上族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其内容和形式都会有相应的变化 ,此之谓客家文化在台湾的变迁。本文概要论述了台湾客家文化在语言、建筑、山歌、民间信仰、岁时习俗等方面发生变迁的情形。     

分裂与耦合：20世纪西方技术环境与现代派文学作品浅析

20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物质生存环境极大改善的同时,技术条件也促使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不断变革,同时,一些通俗文学成为技术垄断下工具理性的文化试验品;与之并行的在急剧动荡的技术环境背景下,诞生的众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却一反传统的写作模式,剥裂工业文明＂理性与自由＂虚伪的外衣,作家们通过碎片式、空心化的人物捕捉异化的社会与异化的人心。看似分裂的技术环境与作家情感宣泄耦合在一起,作家通过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强烈的内心世界的探寻来发现外部世界,解剖外部世界;在寻找新的价值与意义的同时,也对扭曲的技术社会做出了无情的批判。     

郑成功复台与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

郑成功驱荷复台,不仅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扫荡了荷兰的殖民文化,而且将大量的汉人特别是闽南人迁移入台,促使台湾社会逐步演变成以福建汉族人口为主的移民社会,有力地推动着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郑成功及其后继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则又进一步凸现和强化汉族移民在政治、经济、生活上的优势地位,使汉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     

常与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传统儒学

儒学研究在台湾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儒学与新儒家哲学两大分支。传统儒学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十分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其间两岸的政治对抗并没有影响传统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存在以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甚至在一个阶段里,由于蒋介石个人的喜好和国民党当局从重塑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思想大加推崇,而将儒学思想与三民主义相比较而研究。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在现代社会里传统儒学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而存在。在变化了的学术与社会环境里,其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学术理路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而它与士林哲学的比较与融合过程,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相互交汇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个集中表现。     

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之种种情形:从官方筹划、民众自发到学者("语文学术专家")主导,学术阵容、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学术刊物、学术著述及其他学术资讯.本文认为,从"国语纪元"(1648)即清代初年迄今的国语运动在时、空两个方面的延伸看,"光复初期"和"台湾"乃是相当重要的时段和地点;光复初期曾在台湾主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魏建功教授,1949年以后在大陆语文学界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学术经验亦得相当完美地融合于当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     

全过程民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变革与政治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在中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深化理解中国式民主并创新当代民主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窗。时至今日,中国式民主体现出了全过程性的特点,其在巩固全过程民主的广泛性中夯实其制度之基,在彰显全过程民主的充分性中强化其制度之实,在践行全过程民主的健全性中凝聚其制度之力。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民主实践典范,全过程民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政治逻辑,其核心是将人民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优势加以巩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效能的普遍化;关键是始终将“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统一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中;主要任务包括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凸显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两个大局以及生成符合时代需要的民主治理机制。正因为全过程民主具备“行得通、很管用、有效率”的价值优越性、实践优势性与话语优质性,才有力地挑战了自由式民主思维,为非西方国家摆脱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与制度陷阱提供了新思维、新逻辑和新方案。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