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组织机制运转起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着力点

组织机制分析将组织行动者如何选择适恰的“机制”来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作为研究重点。援引这一分析方法,基于社区协商治理典型经验的考察发现,情境创设与规则导入构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两种重要机制。一是组织行动者借助组织、问题、技术的情境创设机制使党组织在多层级议事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将复杂的治理难题转化和提炼成公共性议题,并通过技术赋能使社区协商更为便捷、高效;二是组织行动者借助清单式、程序式、激励式规则导入机制对协商内容加以分类和确认,打造递进而闭环的协商流程,实现对行动者的广泛动员。这种运作机制背后蕴含了一种以制度调适和赋权手段界定组织行动的成员构成、权责边界和规则程序的“制度化”逻辑,为抑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伪创新”提供了可行思路。     

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属性

本文对有关经济法调整对象属性的种种说法进行辨析 ,通过区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规范对象 ,界分部门法与社会关系的对应关系 ,指出经济法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 ;针对目前对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的不同界定 ,从国家作用于经济的客体、方式和要求上分析 ,认为将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界定为“协调型经济关系”的提法较为妥当。     

权力、文化与科层现象——对组织社会学法国学派思想的评述

权力关系是集体行动中行动者之间的基本关系.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基本目标是权力最大化,其策略是提高自身领域对他人的不确定程度,或是降低他人领域对自身的不确定程度.但是行动者行为选择不能突破一个前提:合作的维持,即行动者行为选择受到技术理性的限制.另外,由于行动者处于本土文化的环境中,其行为选择必然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     

价格背后的产权分析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格是交换价值的最后完成形态。因此交换是产生定价的本源,价格是物品交换过程中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新古典学派把交换（或交易）仅限于物品和服务的买卖或商品交易。事实上,如果完整地观察市场交易,我们应把它视为是商品交易与制度交易（核心为产权交易）的有机统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交易是市场交易中更为本质的因素。因为制度交易为市场参与者产生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由此结构则可以界定经济行为者在市场中的选择领域与其之间的经济权利关系,指明谁对谁能干什么。这样,制度交易为市场交易进而为市场…     

网络组织形成与变迁的动因研究——以Y集团为例

在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组织网络化正逐步展开于经济与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是因为,完全市场背景下的非协作行为和科层制权威关系分离背景下的单独行动都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合作才是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网络关系的建立并拓展,才能使组织维持稳定、长久的发展。文章通过对某奶企网络组织形成与变迁轨迹的描绘,来探寻内部行动者互动对网络组织形成与变迁的影响。从如何避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为着眼点我们发现,网络组织关系紧密的关键在于合作者之间需要进行不可撤回性的共同投资。由此看出,网络联结的最稳定形式,也是最有效避免机会主义存在的结构就是建立在行动者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础上的合作型组织。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经济人与社会人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出发点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人”,其自然性质具有从属性。而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主体是人,简言之即“经济人”。经济人理论不仅具有哲学的思辨性,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公理之一:人在经济领域中其行为是功利性行为,按最小——最大原则行事。本文结合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从两者内涵的界定、社会关系、主体、动机、需要、行为、效果等方面论述了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关系,批判了对经济人的无端指贡,认为经济人理论不仅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相反它可以进一步促进对社会人的具体研究,从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完善。     

论人际关系的经济价值

理性“经济人”的“匿名假设”（经济交易在陌生的交易主体之间进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体系的既定前提。其缺陷，不是忽略了经济生活中弥漫的非理性因素，就是忽略了经济理性的局限性，从而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较大偏差。现实经济生活中所掺杂的非经济理性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在我国经济生产和交易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种被忽视的“个人关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立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①。本文主要探讨狭窄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即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人际关…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适用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本文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框架。从行动者拥有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数字时代虚拟养老的实践逻辑及风险规避——以Z市虚拟养老院为例

数字技术在嵌入虚拟养老行动者网络后存在需要识别和规避行动者“脱嵌”的风险。以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中心—边缘”结构导致行动者网络异化的隐患。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主要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会干扰养老服务的公共理性,并在技术导入后产生“技治”“人治”如何平衡的难题。过分依赖“技治”会造成养老服务的“共情”不足,老年人作为源头行动者难以自主进入虚拟养老情境并强化情感认同。这些风险的根源在于行动者互嵌协同机制的局部失灵。因此,要依循行动者网络的转译逻辑推动行动者有序“复嵌”,政府应优化合作型服务,完善“以人为本”的服务共担机制,在此基础上消解技术滞碍,以服务“共情”化解技术冷漠。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