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早期故障优化自适应随机共振诊断法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结合安徽省11个粮食主产区(县)283份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Ologit模型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展开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对利益补偿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且存在代际差异。其中,个体特征中的职业和粮食种植时间;家庭特征中的务农和务工收入;外部因素中的生态环境等因素对两代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的差异性最明显。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评价体系研究

效应评价是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运行科学化的重要保障.本文根据利益补偿行为或政策涉及区域、产业、主体、方式等多层面内容的特征,主要探讨如何科学构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评价体系,以综合衡量利益补偿的区域福利效应,系统评价利益补偿程度,合理划分利益补偿阶段,动态调控利益补偿行为,实现补偿资源的优化配置,切实提高利益补偿的效率和效益.     

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基于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比较

基于湖南省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471份农户调查数据,选取4组14个自变量建立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区域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具有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但粮食主产区农户的意愿高于非主产区农户;无论是粮食主产区或非主产区,户主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种粮收入、种粮补贴、自然灾害等7个因素对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现阶段农田水利设施整体状况评价因素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短缺状况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分别呈现较为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灌溉方式、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数量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非主产区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预计未来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投资规划的影响刚好相反。     

粮食主产区政策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及分解方法分别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且使得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尽管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受健康状况、金融认知水平、人情礼收入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系数效应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但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削减功能;土地规模差异会强化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社会公平、自由经济环境则会缓解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现状及法理反思

粮食主产区是自然条件优越,适合种植特定粮食作物的区域。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粮食生产,这些地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商品率较高,粮食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学界有关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目标和原则、利益补偿的主体和客体、利益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以粮食主产区补偿基金为中心的有关问题等领域。对研究的整体评价是,既有成果众多,法学研究缺位;政策建议富裕,法律应对缺欠;应景分析完整,理性反思缺略。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多维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是我国农地流转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34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一步法”随机前沿函数（SFA）从总产值、亩均产值、劳均产值三个维度检测了有/无农地流转两类农户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并检验了影响两类农户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农业劳动力质量、土地规模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农地细碎化程度、农地离城镇的距离对技术效率则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等政策建议。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农户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处理效应模型（TEM）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地权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相对于没有领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有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户其实际种植的耕地面积多约22.5%,果树种植面积多1.8%,而菜地经营面积不存在显著差异。（2）无论是否粮食主产区或者大中城市郊区,农地产权安全性的改善会诱导一般农户增加耕地经营面积,但对于种植大户则更多表现为激励水果种植;此外,地权对非粮食主产区果树的种植激励效果要强于粮食主产区。（3）农地产权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会因灌溉条件变化而不同。因此,在小农经营依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农地确权能够提升农户务农的积极性,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则能够有效诱导农业种植结构呈现“趋粮化”。     

农民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951户农户的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951户农户的访谈与调查,把影响农户粮食种植意愿因素分为农户自身情况、农户粮食生产、农户对粮食生产的态度、农户对政府投入的态度四大类;通过层析模型的分析,得出结论:农户对粮食价格的评价、农户对粮食生产技术服务的评价、农户种粮积极性、农户种植面积等变量对农户粮食种植意愿影响显著.     

增产是否增收? ———基于粮食主产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增产"和"增收"是粮食主产区设立的两大重要目标。既有研究普遍强调粮食主产区设立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然而,在实现增产的同时,农民收入是否提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将2004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设立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199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但对工资性收入具有削减效应。具体而言,与非粮食主产区省份相比,粮食主产区的设立使得13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对增加了455.852元/人,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了532.567元/人;粮食主产区设立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路径依赖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整体而言,粮食主产区设立通过改变农民在务工与务农之间的资源分配模式,实现了农民总收入的动态平衡。本文认为,在继续推进粮食主产区政策兜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强化扶持农村劳动力多元化就业等政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好巩固"增产增收"的政策组合拳,实现农民总收入稳步提高。     

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机制的初探

以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产销不协调的主要表现为切入点,对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产销利益协调进行博弈分析,得出影响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从而提出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机制的路径选择。     

我国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的构建及仿真模拟

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补偿机制能够协调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现实矛盾,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落实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实现区域经济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适合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粮食利益补偿机制、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粮食生产发展保护补偿机制,“三位一体”的补偿机制尤为重要。通过运用系统动力学的仿真模拟对所构建的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进行模拟,对补偿机制的运行效果进行整体检验,全面论证所构建的补偿机制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从健全保障补偿机制运行的法律法规、强化支农财政监督管理、拓展粮食补偿投融资渠道和完善配套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     

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六地市1142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六地市的农户调查资料,对福建省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显著的影响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征地前家庭拥有土地面积、农民是否参与讨论或决定征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款是否都兑现、对有关征地政策是否有所了解、农民认为征地补偿费用合理程度和被征地离中心城区距离是正向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农民期望的征地补偿标准是负向影响。研究的特点是将农户意愿受偿价格变量内生化,将其作为一个自变量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粮食主产区农户稻作经营行为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江西省26县l 058户农户调查数据

对江西省粮食主产区8个地级市26县32乡(镇)1058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内容涉及样本农户的稻作经营行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村域特征、农户户主及家庭特征、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对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及其它行为控制认知特征.在具体分析调查内容的基础上提出激励江西农户发展水稻生产的若干政策建议.     

宁夏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

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宁夏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近几年增速有所趋缓.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宁夏粮食主产区北部引黄灌区产粮大县与普通县进行对比分析,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增收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农业生产投入水平、谷物平均价格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是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的共同因素,且对农民增收都有正向影响.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明显不足,农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粮食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需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的补贴方式等,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种稻农户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26县32乡镇1058样本农户的实证调查

以江西省为例,在江西26县32乡镇32村1058户农户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应用二元定距相关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定量研究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所处村域环境、户主年龄、户主职业、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务工收入比、农户种粮风险认知、种粮预期收益评价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均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其中家庭务工收入比的正向作用最大,种稻收益预期的反向作用最大。同时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户适度规模经营、鼓励青年农民发展粮食生产、完善农业扶持政策等政策建议。     

粮食主产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及粮食生产影响的调研分析——以江西为例

通过调查数据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袁明。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从短期看不会对农业及粮食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影响农户从事农业及粮食生产主要因素有农产品价格、政府补贴、农业生产成本和病虫害。最后提出稳定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农业补贴政策的区域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典型主体功能区为实证

基于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划的分析框架,以武汉、黄冈以及荆门等典型地区的6个乡镇42个行政村的51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主体功能类型区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应,并运用HLM模型进行分层并讨论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存在提升效用,但因农业补贴强化了农民的承包权意识,因而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建立的情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着一定的抑制性。（2）村庄和农户个体两个层面均有指标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存在着显著影响;在村庄层面,是否有公交对农户感知农业补贴的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在农户个体层面,村干部经历、自身自信程度、抵抗灾害能力、耕地块数、农业生产工具等对农业补贴的实施效应也有着显著影响。（3）不同主体功能区受访农民对农业补贴实施效果的评价存在着明显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业生产所占收入比重较大,受访农民对政府农业补贴标准的敏感度较高,对农业补贴实施效应的评价略低于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民。     

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行动战略分析

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共同利益、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区域产业合理分工、区域经济有效发展、国家粮食供求平衡和国家粮食产出稳定增长的重要问题.粮食大省粮食安全的核心责任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安全责任.以湖南为例,利用粮食生产的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表明,粮食大省粮食产出依次受耕种面积(含复种指数)、粮食生产者的投入,政府的投入和科技的进步等因素影响.因此,实现粮食大省粮食产出的稳定增长是有条件的,必须实施积极的粮食大省粮食安全责任行动战略,明确中央政府的责任行为范畴,突出粮食大省粮食主产区的安全责任地位,协调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之间的关系.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研究

为揭示农户意愿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利用江苏省扬州市271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测量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表明:农民对非物质利益的偏好逐渐突显,体现在集中居住后农民养老保险的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以及良好的居住环境对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相较于亲戚朋友和邻居的示范性引导,村干部的指令性规范对农户意愿影响更加显著;农民对集中居住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生活成本的增加产生忧虑是降低其整理意愿的重要因素;观测变量仅对所属潜变量产生直接效应,但其作用力通过潜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其他潜变量产生间接效应;农户意愿影响机制遵循“观测变量→潜变量→意愿”的路径,观测变量的影响力通过中介潜变量作用于农户意愿.提出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失地农民再就业保障机制,合理发挥政府主观规范的积极作用等有助于提高农户整理意愿的政策启示.     

农地流转是农业生产“非粮化”的诱因吗？

近年来,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农地流转是否是“非粮化”的诱因呢？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和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农地流转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面积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呈倒“U”型关系,与主粮作物种植比率呈正“U”型关系;农地租金、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资金禀赋、亩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否专业型农户等变量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正相关;自有承包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劳动力年龄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负相关。研究认为,农地流转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基于结论,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抑制农地租金过快上涨,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户种粮补贴、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