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佛郎机观初探

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最为明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人之佛郎机认识已经涵盖了葡萄牙的不少方面,其中关于地理方位、人种归属、火器战船、殖民扩张以及物产风俗之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深度.明人佛郎机观相对于以往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又表现出明显不足,而且对明朝中后期之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日本考>所见的日本婚葬礼俗--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初探

中国人真正研究日本的时期始于明代。明代不但产生了很多有关日本的著述 ,而且在对日本的了解认识上产生了质的转变和惊人的飞跃 ,逐步蜕去了以往照抄照搬旧史的陋习 ,开始以实际了解的真实情况充当史料了。其中的《日本考》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日本的社会及民俗等情况 ,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在明代研究日本的水平 ,是中国人在日本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由于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所限 ,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仍处在隔雾看花、隔窗观月的似是而非的朦胧阶段。     

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记》

明朝嘉靖、万历时期人侯继高,世袭指挥同知,历任把总、副总兵、总兵、都督佥事等官职,先后镇守广东、浙江等地.侯继高在任职期间,除了履行其巩固边防、防倭抗倭将领的职责之外,还积极笔耕,写下了<游补陀洛迦山记>、<补陀山志>、<全浙兵制考>和<日本风土记>等著作.其中<日本风土记>以五卷的篇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日本当时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语言、文学、风俗、人情、爱好等方面,内容极为丰富,是今人了解和研究明朝人认知日本程度的颇有价值的文献.     

利玛窦的中国观——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中心的考察

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明朝末年中国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进行了较为真实客观的记述和评价,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具有和平知足、尊师敬老、愚昧虚骄、封闭多疑等特点。他的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对于当今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塑造良好的国家民族形象都具有积极的启发、借鉴意义。     

明朝时期中国汉籍东传日本研究

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汉籍东传日本列岛，悠久的历史和传播的规模不仅构成了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创造了辉煌的东亚古代文明。而且对两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中国的明朝时期两国的时代背景，探究当时中国汉籍传入日本的方式与特点，从中窥探中国文化的东传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进一步了解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情况。     

由明朝热兵器缺陷看中国古代科技停顿的原因

作为汉民族的最后一个王朝，明朝的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了古代的最高峰。明朝被满族取代，让人十分困惑，因此必须去探究其失败的原因。通过明朝后期火器的发展及其局限性分析，并与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历程进行对比，或可弄清中国古代科技最终没有迈向近代的原因。     

略谈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认识的发展

了解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认识的特点及其发展,对我们今天的自然审美将十分有益,因为后者就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的审美认识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春秋末至汉末为第一阶段.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之美的理性认识的萌芽是在春秋末年.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其标志.孔子的这两句话包含着仁与山、智与水之间互相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和当时子产等人关于自然和人间现象相类相应的认识一样,从不同角度上表现了天与人、自然审美与哲学、伦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出我国古代君主专制     

论日本人亚洲观的演变

日本人对亚洲的认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体现着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自身文化的定位问题.通过对古代以来日本人对亚洲的认识,揭示了日本人亚洲观的演变过程.     

试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早期认知——基于明清中国史籍的分析

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明清时期中国有关拉丁美洲的记述逐渐增多,主要包括世界史地著作、驻外使节和海外游历使的记述以及译自外国报刊书籍的译作等。有关拉丁美洲记述的增多,反映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认识不断深化:从经由外国人介绍而获得的间接认识到亲赴拉丁美洲各国常驻或游历得到直接认识,由概要的地理历史知识到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了解。     

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

中国古代景观游赏经历了从自然景观走向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的过程。名胜景观作为景观之有“名”者,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知名人士共同参与的自然与人共生的结果。“名胜”最初指“人物”,常有交游、赏景、文学、学问等特征,属于名流群体,与山水及景物游赏多是相关的。“景物”之“名胜”,起源于魏晋名士与山水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着魏晋至唐宋怀古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山水景物因“名胜”人物的参与,逐渐成为知名景观,宋至明清时期,“前贤”影响下的“胜迹”发展为“景物”之“名胜”,“名胜”具有了“人”与“景”的双重含义,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成为士人游赏追寻的目标。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集中体现了古代景观文化中的“慕古”与“述古”传统,这是以人及与人相关的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具体表现在基于“名人”及“文献”的景观文化传承,具有层累的特征。历代诗文、志书等文献有效传播并保存了古代景观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士人游赏名胜,往往根据以往的诗文或志书追溯名胜的历史及相关人物,并以自己的创作或记述继续丰富名胜的文化史。地志类文献亦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考证并记述景观文化的传承脉络,形成丰富的景观记述体系。这一传承模式影响了古代名胜景观物质...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有不少中国文人由于种种原因东渡扶桑，在形成一次移民浪潮的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向日本进行文化传播的高潮。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文人在儒学、教育、史学、文学、武术、建筑、书法、绘画、医学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策彦周良两次入明朝贡与海禁

明嘉靖年间日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的经历,证见了明朝廷对日勘合贸易的某些政策,以及浙东沿海倭患和海禁情状。对此,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舟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环境状况之一二。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史》对人物登科年代的记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错误。从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会试录及进士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来看,这些科年错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该科,另一类是误为他科。     

中国传统词学视野中的“明词”之论

我国传统词学视野中的“明词”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明词总体性否定的判评,二是对明词衰亡的多元分析探讨,三是对词亡于明的消解与纠偏之论。其中,在第二个维面,人们主要从词曲相混、自度曲律、委靡软俗、意格不高等方面对明词之弊予以论说;在第三个维面,况周颐、赵尊岳从较为辩证的角度论说明词不足与值得肯定之处,显示出超越于时代的卓越识见。传统词学对“明词”的批评,从一个独特视点展开与深化了对古典词史演变发展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王阳明与日本关系新考

关于王阳明本人与日本人的交识及阳明著作中涉及日本人或事件之文献考辨的问题,长期以来因缺乏第一手资料而未能作细致梳理。文章认为,王阳明一生共与日本人有过三次接触,时间皆发生在日本第八次至第九次对明勘合贸易期间;所识日人中间,既有法容学识皆一流的禅僧了庵桂悟,也有自小归化日本后又挑起“彝夏之衅”的“恶少”宋素卿。三次接触,使王阳明对日本有了大概的了解,但阳明学传入日本则是在阳明去世以后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