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理分析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代理腐败和寻租腐败两种类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影响两种腐败行为的相关因素.要遏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要提高检查腐败行为的工作质量,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的腐败行为,实施相应的惩处,使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官员腐败的心理分析及其心理干预

官员的腐败行为是多种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官员腐败心理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再到心理结构总体质变的过程。官员的腐败心理主要有特权心理、贪婪心理、畸形攀比心理、侥幸心理、过度补偿心理、盲从心理和定势心理等。官员自身的人格缺陷、认知偏差、情感错位和意志薄弱等是其产生腐败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对官员的心理干预包括: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培养官员健全人格;建立心理评估机制,关注官员心理健康;调控需要结构,树立官员合理的需要观;开展心理培训和心理训练,提高官员心理素质;建立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等。     

财政腐败的经济学界定及其成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在我国的腐败案件中,财政领域的腐败问题是所有腐败问题的一个焦点。文章从一般腐败的定义出发界定了财政腐败的含义、类型,并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隐藏在这些腐败背后的深刻根源。     

腐败对政府能力的影响

提升政府能力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我国行政改革目的所在。但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能力的提升仍面临不少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腐败现象。本文分析了腐败对政府能力的影响,并寻求相应的对策。     

浅析政府腐败的动因及对政府腐败的控制

政府腐败是一种特殊的腐败现象。政府腐败的程度由推动因素和反推动因素共同决定。控制政府腐败程度的措施是减弱推动因素的作用 ,增强反推动因素的作用     

政府主导型复合供给:纯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可行性选择

经典公共物品理论认为,纯公共物品由于同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以应该而且只能由政府单一供给.然而,政府未必总是具有良善的供给意愿和充足的供给能力,这意味着经典理论观点存在缺陷.纯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需要由它所致力于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来衡量;供给绩效如何取决于供给要件是否满足,供给要件能否满足取决于供给方式的选择,而供给方式的选择必须考虑既定的约束条件;供给方式的不同选择是通过影响供给要件来决定供给绩效的.从理论上讲,只要能够有效满足各个供给要件,纯公共物品就既可以由政府单一供给,也可以采取政府主导型复合供给模式.如果资源禀赋和制度安排等外部约束条件相同,政府主导型复合供给在有效满足供给要件进而取得良好供给绩效方面将比政府单一供给更具优势.     

完善公共物品供给的新思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责任,因为政府在整合调配公共资源上具有诸多优势,然而在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下,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却依然存在着资金不足、地区间公共物品供给不均衡、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采取从构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到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再到构建多方位的资金监督体系等措施,即从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入手来完善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本来,腐败(本文专指“官员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就中国而言,处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自然成为突出问题。于是,有必要认真分析腐败的成因,以便弄清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治理腐败。为了简便,本文仅分析官员的经济腐败。在此基础上,对于官员的政治腐败、生活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腐败治理制度研究

腐败是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反腐倡廉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腐败现象呈现出新的特点,腐败的治理变得尤为重要。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为辅助,以探求腐败利益链为切入点,紧紧围绕国情,以选择控制源头为重点,构建一套集训诫、惩治和预防功能为一体的制度体系。     

试论农村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的充足、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然而，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却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现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村的长远发展。     

提高政府行为效率的法治基础和政策选择

提高政府行为效率是现代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市场经济是现代政府职能的基础,依法行政是确保政府行为效率的法治基础。提高政府效率的政策选择,要增强决策透明度,建立服务型政府;要廓清市场边界,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划分;要以建立公共财政为契机,提高财政管理公共化水平;要注重公共项目的绩效管理,建立高效政府;要引入竞争机制,推动政府创新。     

政府规模、财政分权、官员特质与地区清廉水平——基于333个地级市数据的定量分析

政府清廉度是决定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而政府规模、财政分权和官员特质是影响地区清廉水平的主要因素。从中国333个地级市的廉洁感知指数和相关数据的分析来看,政府规模、财政分权与地区清廉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官员年龄和任期与地区清廉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而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支出和公众受教育程度对地区清廉水平有正面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廉政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之外,还需要高度重视配套制度改革,适当约束地方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权,增加地方主政官员的流动性,推动经济发展,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重视教育发展,培育具有公共意识的现代公民。     

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等人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分析的一种新公共经济理论。政府失灵说作为它的核心主题 ,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 ,剖析了当代西方民主代议制政府失灵及其原因 ,并探讨了救治“政府失灵”的对策。研究这一理论 ,对于当今我国的政府改革 ,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制度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作为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晋升锦标赛制度”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性,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由于其本身原理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制度设计、操作环节上的不完善,在我国传统的“官文化”和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下,往往陷入激励不足、激励偏离、激励过度、激励不公平等困境中。     

社会化媒体时代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除了传统的媒介素养外,还应包括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和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接触情况和在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上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而在与公众的交流意识与能力上的媒介素养还受到职别的高低和政治身份的影响。这表明公务员的权责意识还有待加强。尽管政府官员们都认识到政务微博、微信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障,尤其是领导重视不够,都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此外由于欠缺绩效考评机制和相关的集中培训,导致政府官员在面对时表现得较为被动,出现滞后性以及"躲猫猫"的情况。为此,未来的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加强公务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增强权责意识,面对危机,共同应对。从新闻发言人培训过渡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上来。     

腐败成因的经济学分析及反腐对策

腐败的实质是"以公权换私利".由于公权具有"商品"的属性,公职人员具有"经济人"属性,所以以公权换私利成为了可能.腐败成本低,反腐制度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诱使腐败发生.制定反腐对策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针对公权的"商品"属性和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通过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公开信息、加大惩治等途径,使腐败得不偿失,最终失去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