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的展开与人物性格的丰满——《日内瓦的费希尔“博士”》主人公的形象塑造

小说《日内瓦的费希尔“博士”》讲述了百万富翁费希尔“博士”经常举办豪华的、别出新裁的宴会,赴宴者全是城里的阔佬名人。每次宴会,他都先把来宾恣意戏弄、羞辱一通,然后赠给每人一份厚礼。 小说在第一章第一句就呈现给读者一个矛盾:“我”爱费希尔“博士”的女儿胜过爱世上任何一个女人,而恨费希尔“博士”超过世上任何一个人。“我”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与费希尔“博土”相差甚远,简直是两个极端,可“我”并非因愤世嫉俗感叹世上贫富不均而生恨,乃是因为费希尔“博士”的骄傲,对世人的蔑视和他的残忍。 通篇贯穿小说的主线是费希尔“博士”以上三个特征,它以“我”与费希尔”博士”三次会面前后的情节以及安娜—路易丝,费希尔“博士”唯一的女儿,费希尔“博士”周围的“癞蛤蟆”对费希尔“博士”截然不同的评价向读者一步步地揭开了费希尔“博士”的真面目。“我”与安娜—路易丝相爱而结婚这一线索为“我”与费希尔“博士”的第一次会面怍了铺垫。安娜—路易丝是个年轻、漂亮、聪颖的姑娘,还不到21岁,而“我”是一个断了一只手的50多岁的鳏夫,安娜—路易丝和“我”这一违反常理的爱情使读者看到了费希尔“博士”是怎样的一个父亲,也许她在寻找一个比费希尔“博土”有感情的父亲……当“我     

电影《安娜与国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评析简

电影《安娜与国王》是好莱坞据安娜·利奥诺温斯的自传体小说改编拍摄的反映19世纪泰国（当时称作暹罗）宫廷的故事。电影讲述了英国安娜在暹罗宫廷为暹罗王蒙库的58个王子和公主担任老师期间发生的故事。文章以爱德华·赛义德的“他者”和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等后殖民概念为理论基础，从安娜与暹罗国男性的抗衡及安娜与暹罗国女性的形象塑造差异等方面，对该影片折射出的西方后殖民文化霸权进行剖析，得出东方暹罗国只是作为西方英国存在的一个“他者”．东方男人暹罗王蒙库只是衬托西方白人女性安娜的一个“他者”的结论。     

“婆婆妈妈”的友谊

在美国当研究生,除了教授以外,接触较多的要数系里的秘书了。我所在的地理和规划系的两个秘书一个叫马丽安娜,一个叫珠恩。她们都是半职,每过5天转换着上两天、三天班。当我被介绍给已经是祖母的马丽安娜时,她睁圆了双眼,“天哪!你在中国已经教了7年大学,看上去真年轻啊!”见到她那副吃惊的样子,我有意告诉她我在中国还有个儿子。“上帝啊,你还有个不到4岁的孩子!”这回的吃惊换了个性质,她担心我想儿子想得读不进去书,又为我儿     

论中国古代的自杀模式

中国传统主流生死观的最大特点是凸显理性，贬抑感性。中国传统的自杀模式主要有：理性冷静地分析、权衡之后的被迫自杀;;宁死不屈、宁死不受其辱的自杀;;“士为知己者死”的自杀;;为了某种承诺或理念而慷慨赴死;;忧国忧民、怀才不遇且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毅然走向死途;;成仁取义的自杀。记载于中国古代正史中的自杀模式不足以反映古代中国社会自杀问题的全貌。现代中国社会的自杀现象相当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人们大都放弃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的观念，转而奉行个我主义、情感至上主义，以及“赖活不如好死”的生死观。     

矛盾的心灵历程——安娜的悲剧命运探析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翁运用“心灵辩证法”的典型例证。本文以探寻安娜矛盾的心灵历程为主 ,探索安娜悲剧的主客观原因 ,并思索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论托尔斯泰宗法制婚恋家庭观——《安娜·卡列尼娜》另一种解读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主要描写了四个家庭 :一是杜丽与奥布浪斯基失去爱情的家庭 ;二是安娜与卡列宁从未有过爱情的家庭 ;三是列文与吉提建筑在爱情基础上的幸福家庭 ;四是安娜与渥伦斯基建立在畸形爱情上的“合情”但“不合法”的短暂的“家庭”。作者通过对四个家庭的描写 ,既揭露了俄国社会“谁之罪”的问题 ,又试图回答俄国社会“怎么办”的问题 ,并且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宗法制婚恋家庭模式     

女性意识的萌芽与失落——再析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成因

从女性文学的角度看,<安娜·卡列尼娜>探讨了女性意识与女性角色的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女性角色是社会习俗决定的,是附属于男性的,女性意识必须经由女性角色产生.安娜借助于伏伦斯基的爱情,重新认识了自我和周围的一切,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萌发.由于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安娜与伏伦斯基缺少真正的对话,使得安娜无法协调自己矛盾的双重身份被迫自杀,这造成了女性意识的失落.托尔斯泰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女性地位,而是寻找社会和谐稳定的方式,所以,他从"爱的宗教"出发安排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欺侮”现象与日本青少年教育问题

一、频发的“欺侮”自杀事件“感谢您十四年的培养之恩,我走了。”——这是日本爱知县西尾市东部中学二年级学生大河内清辉(13岁)自杀前在留给父母的遗书中写的一句话。事件发生在1994年11月,自杀的原因是无法继续忍受同学的欺侮。关于欺侮的方式,据大河内清辉留下的遗书及事后家长、社会有关部门的调查,主要是     

医助自杀的合道德性之辩

医助自杀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医助自杀的合道德性主要表现在其基本原则、价值目标、道德可能三个方面。医助自杀遵循“自主”的基本原则，即医助自杀是病人自主自愿的要求，符合病人的自主性；医助自杀的价值目标是“人的尊严”，即医助自杀使病人获得了生命的尊严，保证了生活质量；医助自杀的道德可能性是“死亡权”这一自然权利，即医助自杀使得病人通过自主选择获得了“有尊严的死亡”。当然，医助自杀必须考虑双方自主、医患关系持续良好、无其他替代方案、监督体系完善等条件，如此方成为可能，且合乎道德。     

北京我国将制定国家自杀预防计划

“首次世界预防自杀日会议”于9月5日在北京召开。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共同将2003年9月10日定为“首次世界预防自杀日”。据来自北京心理危机研究干预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每年我     

文化身份的消解、重建与回归——以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为例

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讲述了主人公丽贝卡在美国隐藏犹太身份、追寻美国身份、回归犹太身份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犹太移民终其一生在反犹环境下寻求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本文从文化身份的视角,探讨了导致丽贝卡身份变迁的主要原因：第一,丽贝卡从隐藏犹太身份到追寻美国身份并不是美国文化简单地消解、同化犹太文化的结果,而是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历史汇合;第二,丽贝卡回归犹太身份也不意味着犹太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否定,而是其在理解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我抉择,即犹太文化始终以各种方式制约、规范和影响着美国犹太移民。     

《觉醒》中艾德娜悲剧的巴尔塔萨式神学美学阐释

生命本质的孤独感让艾德娜完成了自我超越之后依然难逃死亡。无疑,凯特·肖邦对艾德娜这一悲剧性抉择报以无限同情,然而她极力回避对艾德娜之死的道德怜悯,以直陈事实的勇气和坦诚迎接后世评说,而不是简单的做出品行训诫。从巴尔萨塔的神学美学视角解读凯特·肖邦的传世佳作《觉醒》中艾德娜备受争议的自杀行为,可见神学美学将真善美融合统一,共同呈现了生命摇摇欲坠的惊心动魄。对于生死命题的倾心关注,将生死与美学相勾连,构成了凯特·肖邦的唯美主义文学特色。     

存在的焦虑：论《丛林猛兽》的“自欺”问题

在针对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的研究中,批评界一般都是聚焦于男主人公马丘,探究“猛兽”到底是何物,往往忽略了女主人公梅,而她同样应该引起关注。马丘在存在的焦虑中成为一个表演者。陷入自我矛盾之中,无法正视生活中触手可得的爱情和可能的幸福;梅则作为唯一的观看者,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的变化,在沉默和无谓的坚守中蹉跎了一生。二者虽然以不同的方式演绎了“自欺”的形态,但走向的是同一个虚无的终局。     

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留美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职务,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但她在上任不久就爆发了＂女师大风潮＂。＂女师大风潮＂过程可分为爆发、扩大、高潮和余波这样几个阶段。＂女师大风潮＂的爆发与杨荫榆有直接关系,但决不是杨荫榆个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即对女师大校长之职的争夺是学潮爆发的根本原因,学生的政治冲动也是诱发学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教员的不作为甚至对学生闹学潮的支持,再加上思想守旧的教育总长张士钊对杨荫榆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学潮的不断扩大而最终不可收拾。＂反动校长＂绝不是杨荫榆一生的写照,要客观公正地看待杨荫榆,就必须全面地分析女师大事件和全面地了解杨氏的一生,这才是实事求是。     

《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盖尔·戈德温的短篇小说《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主人公因不满于自己贤妻良母的角色,试图逃避丈夫和孩子。然而,由于习惯于这一特定的性别角色,她发现自己已无法胜任其他的角色。她陷入忧郁,最终自杀身亡。然而造成女主人公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父权制度社会。     

莫言“背后的外国女人”陈安娜——兼论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

瑞典翻译家陈安娜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主要译者,被称为莫言获奖"背后的外国女人"。陈安娜的译文有如下特点:1题材选择上既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同时又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期望或偏见;2翻译策略和方法上照顾译文读者的需求,对原文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动;3译者对身份的认同影响,甚至决定了翻译质量。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除了由高水平的外国译者担纲之外,中西合译、中译西审、灵活翻译等都不失为较好的方法。     

论苏童“妇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悲剧

苏童的“妇女系列”小说着力刻画女性悲剧人物形象,描绘出女性三个方面的生活悲剧图景,即原欲追求、私欲膨胀、失去尊严的动物性生存,而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则有男权社会的威权与高压、女性的自我缴械与依附、传统文化对违反传统的女性的残酷惩罚。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从本我的释放到向超我的皈依——简论《倩女离魂》中倩女形象的悲剧属性

元杂剧《倩女离魂》在看似“大大庆喜”的表层下隐藏着侍女深刻的人生悲剧。一方面,指腹为婚、母亲逼婚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性在社会身份和地位上所受的重负。另一方面,身魂分离则显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觉醒后本我的释放和人格的扭曲分裂。大团圆结局更是自我与本我在强大的道德理念的束缚下向超我的屈从和皈依。     

方以智“三教合一”思想探微——以生死观为例

纵观方以智的生死观,早年为了抵御异族入侵,他一方面大力倡导＂杀身成仁＂的儒家民族气节,另一方面又积极吸纳、改造道家的＂全生＂观,反对以＂咫尺之义,灭无訾之躬＂的消极作法。及中晚,他将儒家＂体用一源＂和天台宗＂一心三观＂综合起来,锻造成独特的＂随生死,空生死,而贯生死＂的理论体系,体现其＂全体滚用＂的学术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