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与历代达赖喇嘛关系述论

13世纪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均对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权管辖。自清朝起至1959年达赖喇嘛出逃止,中央政府是通过扶植与支持西藏宗教与行政领袖达赖喇嘛(还有班禅喇嘛)来管辖西藏地方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各任达赖喇嘛的基本立场都是拥护祖国统一,服从中央的统治。只是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挟持与支持下,才走上了与中央政府相背离的流亡道路。     

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蒋致余跟随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后留任西藏四年。在藏期间,蒋致余致力于解决班禅返藏一事,并主持修建刘公亭、在拉萨禁革鸦片、开设国立小学、设立测候所、利用无线电台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西藏近况,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行为进行了不懈斗争,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及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论黄慕松使藏

193 4年初 ,黄慕松受命赴藏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成功地举行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典礼 ,并抓住机会宣传中央的对藏政策 ,商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黄慕松使藏是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对藏行使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公开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同意中央派员常驻拉萨。自此 ,英国也随即调整了对藏政策 ,中英在西藏的角逐趋于激烈     

再论黄慕松进藏及其历史意义

民国时期,西藏时局风云变幻,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疏远,然国民政府成立后与西藏积极联络,关系得以改善.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次年,国民政府遣使黄慕松进藏追封、致祭达赖喇嘛,黄慕松在藏积极活动,妥善处理诸多事件,增进彼此了解,开启了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新纪元.     

略论准噶尔侵扰西藏及其在藏统治（1716-1720）

1716年10月,以策妄阿拉布坦为首的准噶尔贵族调兵遣将远征西藏,西藏的统治者拉藏汗多次错过良机,最终准噶尔攻占拉萨,拉藏汗被杀,准噶尔贵族开始了在西藏长达三年之久的统治。准噶尔统治西藏时期,建立起了以达孜巴.拉杰热丹（stag stse lha rgyal rab brtan）为首的傀儡政权,尊崇格鲁派佛教,迫害其他派别佛教。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较为残暴,最终在清军的打击下被赶出西藏。此后清朝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力度,进一步增强了西藏地方同清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1910年两位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在治藏思路上的分歧与清廷之裁决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西藏地方发生一件大事,即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出走印度。时任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与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如何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事件以及在此事件前后的治藏思路上存在很大分歧。最终清廷以温宗尧开缺的裁决表明不认可温宗尧"偏软"的治藏思路,而更认可联豫治藏策略,即较为强硬地处理西藏上层的反抗行为,以维护国家主权。     

清代抚远大将军奏折、奏议评介

一 1717年,准噶尔军攻入西藏,废黜西藏王拉藏汗和因拉藏汗擅立而没有得到青海和硕特部支持的入世达赖喇嘛.夺取了西藏地方的政教之权。当时与准噶尔部处于敌对关系之中的清朝为了将准噶尔部的势力从西藏驱除出去,于1718年派遣色楞、额伦图率所部军队入藏,但不久便在准噶尔军的攻击下败北。消息传来,康熙帝惊愕不止。同年     

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出与财务监管

清代中央政府在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投入和财务监管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构成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又一方面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以档案资料为据,就清廷对西藏的财政支出政策、项目、数量和特点,以及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的财务核查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介绍。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也谈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地位

文章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行了阐述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自元王朝西藏地方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后 ,历代中央王朝都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管辖 ,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藏方略 ,并对范普拉赫所谓的自 1911年至 195 0年以来西藏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和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一再鼓吹的“西藏是独立的国家”的谬论予以了有力的驳斥。     

从达赖喇嘛的名号、册封、坐床及亲政看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

“达赖喇嘛”是西藏佛教格鲁派中最大的一个活佛,也是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并非从格鲁派一创立就有了的。“达赖喇嘛”这一名号在西藏佛教史上的出现,乃是在格鲁派创立以后169年的事。这个名号的正式确立,又是在75年之后的1653年由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自此以降,凡达赖喇嘛逝世,其转世灵童的寻访、确认、坐床以迄亲政,均须经历代中央政府批准和委任,否则便不能行使其职权。本人试从五个方面略作叙述,以就教于方家。     

民国时期噶厦中亲英派政治态度的演变——以擦绒·达桑占堆为切入点的探讨

民国时期,西藏上层贵族中存在以擦绒为代表的政治派别,经历了从亲英军官集团到维新派的演变。在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隔绝和剧烈冲突的独特背景下,以擦绒为核心的亲英军官集团形成。他们走"亲英"道路以扩充藏军,并进而改革藏政,这样不可避免地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噶厦产生权力碰撞,同广大寺僧产生冲突。1924年之擦绒事件是这一碰撞和冲突的总爆发,擦绒先后被革去总司令、首席噶伦之职,擦绒军官集团瓦解。此后,擦绒从亲英派领袖变成维新派首领,主要成员亦从藏军军官转为文官。他们一方面主张"致富致强",一方面既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又反对中央政府恢复治藏主权。总之,擦绒政治派别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与英人打交道,但是并非分裂集团。他们之所以"亲英",是想用外人之力竭力维护既得权益,反对中央政府加强治藏权力。     

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刍议

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刍议喜饶尼玛西藏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自１３世纪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派官设治、清点户口，设立驿站、划分十三万户……西藏与祖国的关系更加紧密；明朝实行“多封众建”，继续元与西藏的领属关系；清朝中央政府则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派出驻藏...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域对《西藏白话报》的再审视

20世纪初，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在英国对中国西藏虎视眈眈、中央政府推行治藏“新政”、西藏地方政局复杂化的背景下，在西藏拉萨创办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的汉、藏双文《西藏白话报》深受西藏地区各族同胞的欢迎。《西藏白话报》在倡导“反帝爱国”，维护祖国的统一、倡导“通用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倡导“发展西藏”，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倡导“开通民智”， 形成西藏社会新风气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们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隆吐山战役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1875年以后,英帝国主义根据《烟台条约》中的有关条款,不断派人以游历、通商的名义,欲染指我国西藏地方。1886年,为阻止英国人入侵,西藏地方军队在隆吐山设卡,但英帝国主义诬称藏军越界设卡,挑起战端。为维护我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西藏僧俗民众万众一心、奋起抵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抗英斗争。隆吐山战役虽以失败告终,但对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和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变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     

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

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受到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变动的巨大影响,其发展进入一个艰难曲折的阶段.民国前期,一方面是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疏离,与毗邻省区发生多次冲突,导致川藏、滇藏交通沿线城市出现衰落;另一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开始在拉萨等城市推行新政改革,由此促进了西藏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起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有所修复,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有所加强,除拉萨以外,部分重要城市也有所发展,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区域一级中心城市,以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基巧所在地为二级中心城市,以大、中宗豁为三级中心城市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从而为20世纪下半叶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初期西藏政体架构的演变——以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为例

清代《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布和实施为西藏地方政体的运行提供了量化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架构。但这种结构文本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九世达赖喇嘛灵童的遴选与亚谿问题就是对这种结构执行的一次挑战。从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出发,可以综合看到19世纪初期驻藏大臣、摄政及噶厦贵族相互博弈政治格局下,作为地方行政架构在执行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清廷对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驻藏大臣在实践其权限上的消极,其背后是中央政府政治经济实力的由盛转衰,直接影响了驻藏大臣对"二十九"条的执行;另一方面是西藏僧俗集团借机挑战业已形成的政治架构——僧侣的至高权力、中央王朝、贵族势力互为制约、监督、平衡。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九世达赖的遴选及其亚谿封地的"被让渡",其本质是贵族政治对权力的争夺一度占据上风。     

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该机构在藏存在期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史料,记录了孔庆宗担任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四年中（1940年4月-1944年7月）,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管辖工作的展开过程和积极效果。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政治上有积极意义。
      

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各派管理得失浅论

后金—清政权继承了前朝对西藏地方藏传佛教笼络、利用的策略,并通过扶持格鲁派,最终确立起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体制,从而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理.与此同时,在清王朝独尊格鲁派政治策略的影响下,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重视则略显不足.文章借助寺院经济—寺院实体(宗教)—政治的分析范式,通过纵、横向的对比,揭示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各派管理的得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