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由来

红军为改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采取穿透封锁线,深入江浙腹地游击,进而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红7军团奉命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千里转战数省,吸引大批敌人于己周围,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突围行动。     

试论乌江之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向黔北挺进,乌江一役,歼敌约四千人,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在长征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探讨乌江之役,对研究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重点向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两次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建议,实行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反“围剿”的暂时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当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兵团,约八万多人。在长征中,“左”     

《拿来主义》浅析

《拿来主义》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发表于同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一九三四年六月,当时正“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一方面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又焚烧古今中外的一切进步书籍。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了一百四十九种书籍。同时,蒋介石还强制推行     

在生死搏斗的岁月里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蒋介石集结了三十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的掩护配合下,向我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督战,还特意请了德、日、英等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帮他出谋划策。 当时我中央主力红军只有三万多人,面对“围剿”的敌人,不仅装备处于劣势,而且众寡悬殊。但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歼灭敌人一路至几路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我军士气旺     

方志敏在皖南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50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10万红军,以10万军队“围剿”阂浙赣苏区1万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当时由博古任总书记,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负责军事）,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范围由纵横各近1000里缩小到各仅300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文武坝——中共粤赣省委旧址

位于会昌城东3公里处的绵水河畔南岸,座落着一个小村子,名叫文武坝。相传,这里因设过文武考场而得名。中央苏区时,这里曾是中共粤赣省委机关驻地。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苏维埃区域不断扩大。中央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8月16日召开第48次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南方新设立一个省——粤赣省,辖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等7县。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草地晚餐》试析

《草地晚餐》是红军老战士刘坚写的反映朱总司令长征时期战斗生活的一篇革命回忆录。选自《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北上抗日,中国工农红军决定向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大规模的战略性转移。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从福建的西部和江西的南部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们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历尽千难万苦,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先后走过十一个省,连续行军两万五千里,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从黎平——猴场会议到扎西会议

1935年2月,张闻天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9月的会议有四个内容,即改“野战军今9日决集结扎西(至)石坎子之线准备作战”;决定“我野战军明10日仍集结全力准备战斗,并拟引诱大湾子之敌接近扎西附近伏击而消灭之”;“不应再向镇雄前进”;决定颁布《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10日上午,张闻天在江西会馆召开军委纵队营、科级以上干部会议,按照《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会议“完全同意”这一报告,并“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同时,毛泽东到就近的三军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陈云“向中央纵队(干部团)传达”遵义会议详细内容.周恩来召开留下坚持游击斗争的干部会议,成立川南特委。根据林彪10日中午的报告,中央当晚又召开会议,具体内容主要是“立     

红七军在第三、四次反“围剿”中

1931年夏天,红七军离桂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归彭德怀同志领导的三军团指挥,即投入了紧张的反“围剿”斗争,配合中央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第四次“围剿”。红七军在这两次反“围剿”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全军从思想上、战斗作风上日趋成熟,新的战斗骨干大批涌现,如反“围剿”前,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还是连长,反     

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苏区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对苏区士气人心及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形成很大消极影响。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逐渐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符合群众利益,切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施政方针,获得群众的欢迎,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     

中央苏区行政区域的设置及其演变

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它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赣南、闽西和闽赣边。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至中央红军主力及党、政、军中央机关举行长征,近三年的时间里,中央苏区行政区域变化较大。这不仅是省、县、区的设置先后有过多次变动,且由于敌人“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反复,中央苏区边界线也不断变化。因此,整个中央苏区行政区域的设置和辖区,因时而异而不能有固定的说法。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查阅的有关资料,试就该问题谈谈看法。有误之处,请     

筠门岭——中共会昌中心县委旧址

筠门岭镇是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省的交通要道.中央苏区时,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就设在这里。 1932年6月,蒋介石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为加强边区的领导,根据中央局决议精神,江西省委于6月间决定成立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革命斗争。     

实事求是 振兴贵州——在遵义地区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书本,照搬外国经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领导,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     

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毛主席领导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壮举。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主席一起亲自领导并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一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由原来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一味地命令红军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的前后

在中央苏区第4次反“围剿”战争中,王稼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当时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在红一方面军取得第4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于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因国民党政府飞机轰炸,弹片打进腹部而负重伤的。     

浅析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战略目的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同中央红军一样,是在无法粉碎敌人“围剿”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其转移的战略目的是寻找机会和条件,建立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四个阶段,于1936年10月胜利完成长征。     

试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一贯坚持的反动政策。在这个政策指导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东北事变时,他正坐在兵舰上前往南昌坐镇指挥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对日本侵略者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命令东北军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结果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撤到山海关以内,日本侵略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不久,蒋介石又把东北军调到南方参加“剿共”。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     

中央红军迅速攻克漳州原因探索

1932年3、4月间,由中央红军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从江西出发,挥师东征福建,执行消灭闽敌张贞部、调动粤敌入闽,然后中途截击,以挫其锐气削其实力,达到恢复巩固老苏区,扩大新苏区,为红军筹措给养,增强粉碎蒋介石可能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物质力量等任务。4月10日,中央红军一举攻克闽西重镇龙岩城;接着又乘胜挺进闽西,并于19日迅速攻占屏障漳州的天宝山。20日上午,红军进入漳州市区,漳州解放。红军所以能如此迅速攻克漳州,主要原因有如下五点。     

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遵义会议简介

<正>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遵义会议作了高度的概括和科学的评价。这次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央红军曾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但是,由于博古、李德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完全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对军事的正确领导,致使中央红军没有能粉碎团民党反动派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