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人学思想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梁启超一方面以现代化为目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以人为核心命题,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人学思想的民族资源,阐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问题。他的人学思想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对于认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的解放和发展都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人学思想探微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梁启超一方面以现代化为目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以人为核心命题,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人论民族资源,论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问题。他的人学思想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对于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上认识中国现代化中人的解放和发展都有借鉴意义。     

以人为本思想对近代启蒙人学命题的理论超越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撞击中,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把西方社会进步的原因归之为人的自主独立,并以此为对照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摧残和压抑,发出了追求人的解放的呼声,但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分化和对自由、平等原则的扭曲,又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一问题。人的解放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在进化论历史观和理性主义的逻辑下是无解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把握人的发展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选择的关系,实现了近代人学命题的理论破解。     

梁启超人学思想探析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任务和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人的发展与国家独立、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借鉴吸收传统人论思想资源及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即人的现代化.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人学思想史的真正开端,为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思考和价值借鉴.     

从“新民”追求到现代性判断——梁启超人学思想探微

论述了梁启超把握中国现代化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对新民的追求,又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并从中出现了社会主义诉求。指出虽然梁启超没有找到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途径,但却以一种＂初始性问题意识＂提出了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     

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化探析

中国传统人学论说因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而走向了道德化,使之包含的批判精神难于实践,因而必须从文化源头上探析中国人伦的特点,进而从儒学思想核心命题转变和儒、墨、道各家的贯通中,揭示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人学思想。这其中,周初人天关系论、儒家大同论、道家出世说、墨家兼爱互助思想在交互辉映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的追求,并为以人为本提供了民族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化审视

中国传统人学论说因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而走向了道德化,使之包含的批判精神难于实践。因而必须从文化源头上探析中国传统人论的内涵,进而从儒学思想核心命题之转变及其与儒、墨、道各家的贯通中,揭示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人学思想。对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论的分析,就是走出人的论说的道德范围,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中分析对人的认识和诉求,并把握其发展趋势,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把握人学思想的历史演进和时代要求。     

贡献与缺憾：梁启超史学思想再审视——中国近现代史97、98级博士生与导师笔谈录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他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而是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合理内核;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的局限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的缺憾;梁启超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大势浑然一体;梁启超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因素,也夹有唯心因素,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论略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引入社会主义术语的第一人。在中西文明撞击和相互影响的时代背蒂下,他以贯古通今、执中鉴西的学术风格和思维范式,把先秦“轴心期”的大同思想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相贯通,深刻揭示大同、小康、和谐、民生等传统命题与社会主义的密切联系,借以批判封建主义、判断资本主义和阐释社会主义,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进步要求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解读。这其中虽有一些误读和局限,但更包含着严肃的思考和独特的创造,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雏形,也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文化前提,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邓小平人学思想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以及对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追求,始终在邓小平一生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说：”人类以及一般地说来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是作为自身即是一目的而存在着,并不仅仅作为由这个或那个意志随意使用的一个手段而存在着。在他所有的行为中,无论这些行为是指向他自身还是其他理性存在者,他都必须总是同时被认为是一个目的。“[1]85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先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得出的人学思想——社会历史演进的终极意义,就是促进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以译举政——梁启超译介行为价值取向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旨在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泽介西方文学作品,旨在表达政见,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张力——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探析

关于梁启超的自由思想,学界的主要分歧在于梁氏是否看重个人自由。本文认为,梁启超是重视个人自由的,只是他认同的是“自由之德”即“文明的自由”,而非“自由之俗”即“野蛮的自由”,他认为后者正为中国入所具有。另外,当日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历史情境中,作为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梁氏有时又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居第一位。由此,在梁氏的自由思想中,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就具有了一定的张力。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党报思想向国报思想的嬗变

《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改良运动中创办的报刊,他以报刊为舆论工具,宣传其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和＂新民＂的政治、思想主张,因而这三份报刊都被视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机关报。然而对三份报刊的办报宗旨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在有着思想与风格的一致性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变化。本文以三份报刊自身的演进为视角,试图探寻梁启超报刊思想中＂党报＂思想向＂国报＂思想的转变轨迹。     

论梁启超的“自由观”及其可能的盲区——以《论自由》与《新民说》为核心的考察

梁启超是近代向中国引介西方自由概念的重要人物。他最初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将自由等同于强权者的为所欲为与放纵。但是不久之后他对于自由概念的理解就发生变化,指出自由必须是人人共享的价值,强调"人人自由"的重要。而梁启超所理解的"自由"是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概念。它既指法律保障下的自我选择,也是"真正自我"与个性的展现;它同时还包含民主的意涵,最后它还意指团体自由尤其是国家的独立自主。梁启超对于这些不同意涵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甚至矛盾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他在无意识中似乎认为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能够比较容易达致一种和谐与平衡的状态,在这方面可以说他过于乐观。尤其是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梁启超理解中的这一盲区可能在实践中造成对自由概念本身的歪曲。     

《饮冰室诗话》中的新诗萌芽

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倡议者和实践者之一,在《饮冰室诗话》中,他对黄遵宪等人的诗歌推崇备至。就《饮冰室诗话》看来,所载新歌词的翻译比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歌实践更具现代特征。本文列举了《饮冰室诗话》中部分例证,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     

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时刻关注韩国的政局和国情,发表了多篇关于韩国的文章。梁启超从近代韩国的"亡国"问题入手,批判韩皇、大院君,批判贵族、官吏,谴责日本对近代韩国的强权行为和亲日派的反民族行为,以及称赞爱国志士等。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以及他重视自强意识、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