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

中国近现代启蒙在20世纪前后时段形成了两个既对称又相似同时又有歧义的终端。回眸20世纪前20年“启蒙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在一瘸一拐中前行,与文学的暧昧、与政治的缠绵、个人与社群关系的失衡构成了突出的特征。反思20世纪后20年“历史的启蒙”,它以前所未有的解构姿态与前一个终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无论是“先分后合”还是“先合后分”的启蒙范式都未能跳出启蒙与政治的“必然”的逻辑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学术界一再寻求突围的路径时,世纪末浮出水面的后启蒙与承接五四的新启蒙的对峙才显现出了不可或缺的当代意义。     

启蒙：理性与理性主义

本文从康德的启蒙箴言出发 ,分析启蒙与理性 ,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相关讨论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 ,当理性被规定为某种理性主义的时候 ,启蒙就与这种特定的理性相分离了 ,就此而论 ,并非启蒙不再需要理性 ,而是理性主义将自己封闭起来从而堵塞了启蒙的出路。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     

从于逢《乡下姑娘》看战火中的启蒙与自我启蒙

于逢的《乡下姑娘》在热闹的抗战初期的文化宣传浪潮中是冷静而沉思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在喧嚣的救亡呐喊里,它却揭示出救亡中更应关注启蒙,关注人本身的自我启蒙。故,《乡下姑娘》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和时代意义的上乘之作。     

历史与理性

本文试图阐明这两个问题:第一,并没有“历史理性”这种东西;第二,所谓“历史理性”或“历史理性主义”是人们误用“理性”而对历史本身的根本曲解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启蒙历史困境中的“生命政治学”——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解读

《我的团长我的团》是一部过于注重表演张力,包含太多复杂意蕴的电视剧。因其精英色彩十足,而在通俗言情剧横行的电视剧市场里成为了一个莫名的"异类"。其夸张的表演、话剧般的场面调度、曲高和寡的思想追求,都与追求简单清晰的电视剧风格形成了严重错位。如果从一种启蒙主义的角度来看,《团长》中的"团长"龙文章无疑是一个有着启蒙色彩的关键人物。他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的意义上,对一群"赤裸生命"的"炮灰团"实施着启蒙宣谕,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潜能",这是一种主体的生成方式。另一方面,从一种民族主义的视野来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结构中,这群"不值得活的生命"又是值得我们铭记的,这体现了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困境。     

探寻启蒙理性的源史

霍克海默、阿多诺发现启蒙理性异化的源史其实在古希腊神话<奥德赛>中就得到了最生动的而又最真实的体现,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历史必须被理解为神话和启蒙之间的一种不断开放、发展和生成的辩证过程.而人类历史过程不过是神话与启蒙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精神在本来意义上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真正确立主体地位的存在方式,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分裂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技术成为资产阶级进行隐性统治的“匿名权威”。理性作为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工具,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具有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在信仰和怀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不断地在现实世界的发展中寻求合理性价值。     

对自然的回忆——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拯救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否定性解读,使得该著中的拯救逻辑遭到歪曲。由哈贝马斯的解读所延伸出的对《启蒙辩证法》拯救逻辑的美学化和精神分析化的重构与阿多尔诺的哲学思想相矛盾,由此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哈贝马斯的解读模式。《启蒙辩证法》并非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它通过有规定的否定达到了对现代启蒙当中现实权力因素的内在批判,它因此并没有彻底否定启蒙也没有重新树立新的乌托邦。对自然的回忆的拯救逻辑意味着思想必须对自身展开批判,以达到重新正视社会现实中的苦难现象,从而解构抽象主体的优先地位。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理性的宗旨是摆脱恐惧、获得自由;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反而又陷入新的奴役之中.而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自我变异,启蒙理性蜕变为以数学化与实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并一跃成为理性崇拜的全部内容.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必然暗示出价值理性的失落,从而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即终极实体的缺位、伦理价值的虚无及伦理精神的媚俗.对启蒙理性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凸现现代社会时工具理性权威崇拜的批判和拒斥,从而为彰显和确立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而不懈努力.     

《史记》述“天”与历史理性的萌生

《史记》的宗旨首在“究天人之际”,它在记述五帝三代之时就反复述及天、天命与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源自《大戴礼》、《尚书》与《诗经》等文献。但司马迁对“天”之观念的记述述并非唯“经”是从、全盘照录,而是从史料考辨与历史观念两个方面进行审慎的去取,显示出卓越的考信精神。在此基础上,《史记》所述的“天”之观念,在五帝时期呈现出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则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通过梳理五帝三代的天人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历史理性在殷周之际的萌生是必然的。     

理性批判与人的启蒙--重读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

当代的理性危机呼唤着对理性批判的理性态度。在康德所展开的理性批判中,人的问题是核心问题。通过理性的批判而实现对人的启蒙,正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命意。在理性批判中所敞开的人的主体性和有限性的价值理念,是康德哲学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理性地对待理性自身,在直面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确认人的主体性,领悟人的存在的意义,敞开真实的人本身,应当成为当代理性的自觉意识。在人仍然成为"问题"的当代,人的存在仍然需要理性的启蒙。     

维柯《新科学》对近代启蒙历史视野的引入

维柯的《新科学》将历史意识第一次以清晰的理论的形态引入到启蒙思想的内部,从而赋予了启蒙思想以历史的视野。他的"真理—创造物"原理确立了真理或者科学的主体内涵,从而为一门历史科学得以可能提供了前提。他的"确实的东西"的概念使得社会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进一步赋予了它以历史的内涵,由此,一门以它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历史科学——得以成立,这也就是维柯的"新科学"。在《新科学》中,维柯将历史的视野、历史的原则、历史的方法系统地引进来,从而使得启蒙理性从早期的自然理性转化为历史理性。     

启蒙与后启蒙:休谟人性视阈下的理性观之审察

对休谟理性观的探讨不能忽视休谟哲学的人性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把握休谟式主体理性的特色、要旨及其问题之所在。休谟通过对理性的人性奠基与改造,理性与传统的"本体-神学"脱钩而得以彻底主观化(心理化)和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不再染指知觉外的客观或超验领域而仅有知觉世界内的使用权能。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这样的理性无疑是消极的;但从世俗认知与实践的角度看,休谟的理性却有着积极的启蒙人学价值。人性化的理性也有着它的根本缺陷,后启蒙时代的人性危机无疑拓宽了我们检视休谟理性观的批判视野。     

生存论视域中的理性观念

启蒙以来,理性被逐渐看作是自立的纯粹理性,与传统的终极实体观念分离。而从生存论角度来看,理性更多地体现为处境中人的一种反观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的生存更为秩序化。以这个方式理解理性,就可以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重建理性与终极实体的关系,即理性并不是自立的,而是有其被生发或开启的前提。它发生在对终极实体的开放状态中,而这才是启蒙的本来含义。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中的启蒙人类学

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是启蒙时代重要的哲学人类学文献。在其中,赫尔德通过批驳苏斯米希、孔狄亚克和卢梭的语言起源论,阐明了自己建立在思虑和听觉等关键概念之上的人类自然状态论。基于这种感性的语言起源论,赫尔德判定,人类从原始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过渡是一种自然的发展,一种自我教育的现代观念也能够在此获得人类学上的逻辑奠基。赫尔德的这种学说是一种典型的启蒙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被冷落与疏离的启蒙现代性——重评铁凝的《笨花》

《笨花》在回望乡土历史时出现疏离和冷落启蒙现代性现象,呈现出价值层面的革命理性认同、思维层面的对抗性消解及艺术层面的本土性回归等.这既与作者早年所受的革命理想教育及父系家族精神资源的启动有关,也是作者的乡土情感及其去主体性的思维价值设定所决定的,因而给其创作带来了一些审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