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小说中的个体叙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萧红的小说创作始终以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描写而特立独行于主流的宏大叙事.在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中,她把她的儿童视角、主观色彩、忧郁气质和自由精神融入了那一个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叙述中,在呼兰河的人们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故事里摸索到生命的应然与实然.     

萧红小说中的民间风景

从自身生命的历程中,萧红在心理上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民间情结,由此决定了作家在创作中对下层社会的关注与向民间立场的转移。萧红作品中注重表现民间潜在的生命力、坚韧的生存意志以及民间原始情义的博大和仁慈。风俗民情的渲染和儿童视角的运用使民间风景得到了更充分地呈现。     

莫言小说儿童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的演变

莫言创作的儿童叙述视角前后出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1980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注重孩子的"听"和"看",展现外在于孩子的世界;1990年代的作品中,注重从孩子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出发,展现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21世纪以来的作品,以《四十一炮》为代表,作家让一个孩子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没有被政治、文化、经济所束缚之人对他进行阻拦和打扰。从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不说一句话,到2003年《四十一炮》中罗小通整篇的喋喋不休,经过了近20年的创作路程,莫言完成了其小说创作儿童叙述视角叙事方式的转型。     

“不可靠”的可靠性——新时期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

不可靠叙事作为突破此前全知角度的文学创作手段,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和文化意义。儿童作为人类群像中特别的存在,在欢笑与泪水、美丽与幻灭的生命延续中,凭着不可靠叙事的限知视角在新时期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价值,其中隐含在成人意识形态下的作者叙事,是用来反思整个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隐形视角,而这也是儿童的不可靠叙事主体向可靠性叙事的转变。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叙事技巧和程序的革新与实验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小说中“心理—情绪”型叙事结构的采用 ,展示出人类灵魂深处的颤抖 ,打碎了叙事整体感以及因果逻辑链条 ,动摇了中国传统小说“情节—性格”结构一统天下的地位。“限知型内视角”、“呈现式”叙事口吻以及“跳角”的使用 ,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小说编排叙事视角的传统 ,使文本呈现出多义性、模糊性特点。叙事时间刻度的模糊和时间转换语的消除 ,不但为文本带来强烈的象征效果 ,而且使文本本身成为一个大的意象 ,产生多元化的意义 ,迫使读者必须与文本进行横向“对话”,调动了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审美能力。     

家国叙事与个体精神叙事的叠合与断裂——从《财主底儿女们》为出发点看中国小说的叙述特质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自问世后争议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呈现的是一种丁字形的结构。具体体现在:其第一部与传统的家国叙事传统叠合,第二部则聚焦个体精神叙事。当后者包蕴的精神性叙事渐渐壮大、膨胀,并自成天地后,与专注于世俗世界的叙事模式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原有的以家国命运盛衰荣枯为主轴的叙述框架已无法容纳如此丰富繁杂的主观内容。貌似整全统一的叙述结构产生了断裂,而《财主底儿女们》全书显现的第一部与第二部间的丁字形结构正是这一冲突外显的症候。这两种叙述方式间的断裂,不仅仅是外在叙述形式上的歧异所致,更是不同的文化选择和精神价值取向间的摩擦和冲突。     

启蒙叙事与女性视角的交织:萧红乡土小说论析

萧红小说是以现代启蒙思想为精神特质,以女性眼光为描述视角,以乡土人物、乡土风情为描写对象,以对人生、对历史的悲凉之感为美学特征的叙事文本。本文着重剖析萧红笔下的乡土世界,展现女性视角下的乡土场景和乡土大众,进而观照乡土社会的历史本质和文化渊源。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毕飞宇小说通过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和"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毕飞宇对叙事方式的多方位尝试并没有导向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本质.     

鲁迅小说叙事艺术探微——以小说《风波》中的叙述视角为例

对鲁迅小说进行叙事学分析是一种可以达到深刻理解其小说创作意图的方法。以小说《风波》为例,通过以文化批评与叙事学研究并举的研究方式,对其进行叙述视角的分析,可以认识到鲁迅小说高超的艺术效果部分源自其在叙事方式与思想立意之间始终的有机统一,从而达到一窥鲁迅小说叙事特色的目的。     

意识流小说的叙事美学

意识流小说家认为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要求“作者退出小说”,专注于人物的主观世界,把多层次的意识活动直接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来观察、体验和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淡化叙事情节、弱化叙事主体和转换叙述视角等叙事美学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萧红童年母题中的死亡叙事

就现代童年母题而言 ,萧红无愧为“集大成者”。萧红她将艺术的触角深入到呼兰河人的集体无意识结构中 ,同时也深入到自己的个体生存的无意识领域中 ,从而赋予童年母题文学一种独特的内在精神 ,将现代童年母题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意义境界。     

论九十年代小说的叙事视角

随着市场话语的勃兴和启蒙思潮的低落，90年代小说的叙事视角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全知叙事走向衰落，局部化、限制性的叙事视角方兴未艾，旁知视角和隐知视角呈现为非人格化叙事。90年代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是对全知叙事的假、大、空模式的反拨，同时，90年代作家对旁知视角和隐知视角的滥用也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媚俗的歧途。     

论萧红的回忆诗学与小说叙事

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是我国真正意义上女性写作的先驱和开创者.萧红崛起于中西文学艺术交融荟萃的时节,她所直接感受到的是"五四"以来近现代文学的新气息,适应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她以其独特的回忆诗学的叙事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百花园里独放异彩.     

伍尔夫小说反传统的叙事特点

本文通过分析伍尔夫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关注以及对小说叙事技法的创新,试图表达伍尔夫的叙事理论和传统的叙事理论在叙事重心、叙事技巧和叙事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展示伍尔夫在叙事艺术上为小说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革。     

肖江虹小说的民俗叙事

民俗是青年作家肖江虹一直以来最为偏爱的书写主题.肖江虹以充满善意、怜悯的文心与精致、细腻的匠心将故土民俗作为叙事主体,或将民俗植入具体的社会生活事件,予以精细打磨,一步步雕琢出民俗的独特纹理,逼近了个体生命、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真实镜像,并由此而上通过仪式的消解与坚持,演绎出民俗在城乡对峙和文化焦虑中的异化与陷落,亦让小说文本形成悲怆性、反思性的召唤本质.面对现代文明的种种困境,肖江虹在绵密的书写中通过复原、复魅让民俗回归生活的细流,亦藉此塑造了一系列坚挺的乡间人物,同时借助民俗与死亡的叙事勾连,辟出了一条蕴含了行为复归、精神回乡的救赎之路,实现了民俗叙事的重构与突围.     

底层叙事中的现代女性角色塑造——以方方的小说为例

底层人物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是现代作家关注的焦点,方方也多次推出其关注底层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方方在底层叙事的策略中,多以女性为焦点,通过对女主人公坎坷、跌宕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书写出生活在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探讨其悲剧人生的成因,反映出对女性生存困境和人性的思考,对底层女性寄寓了关爱,并对她们走出困境和自我救赎之路进行了叩问,体现了现实人文情怀。     

曹文轩小说的叙事美学

曹文轩的小说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一脉相承,其创作虽然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但少年题材与儿童视角是作家实现其审美理想的主动选择,并在总体上构成其作品的叙事美学特征。     

货币经济与个体自由——《货币哲学》中的个体自由问题

考察了《货币哲学》中有关个体自由的论述,货币经济以货币自身的本质和特点为基础对个体自由产生了深刻影响。货币的广泛使用带来的个体自由事实上只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说的“任性”的发展,即是说货币的使用使得个体的各种冲动和满足方式空前地具有无限的可能,而个体的每一种选择却都是偶然随机、不自由的,面对此类困境,黑格尔主张进行理智的反思使个体作出符合意志本性的选择,从而达至真正的自由。最后,为了达到主客观的统一,黑格尔认为只有国家作为理性的代表才能给偶然、彷徨的个体带来绝对的确定性和真正的自由。齐美尔则采取了一种个体化的对抗法则,这种方式使真正的个体自由只能成为一种由少数人享有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