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琵琶曲《海青拿天鹅》

乐曲《海青拿天鹅》是有关文献记载中最为古老的琵琶传统大套乐曲,主要反映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狩猎生活。乐曲的曲式结构完整,表现手法生动独特,具有丰富的感染力,在民间广为流传。本文试从乐曲的结构、旋律、技巧特色等方面分析,进而探求其内在魅力。     

琵琶曲《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的比较

琵琶乐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是大家熟悉的两首琵琶武曲,它们虽然在题材上、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可仔细比较起来却还是有许多差异。通过对创作特点,演奏特点和审美特点三方面的综合阐述,揭示了两首乐曲的内在联系和不同之处,便于欣赏者更好的了解两首古曲的动人之处。     

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对原作的歪曲

元代末年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现在有两个系统的传本.接近原貌的清陆贻典钞校的《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年间苏州坊刻《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及凌蒙初翻刻臞仙本《琵琶记》等是一个系统;而经过明人删改的通行本《琵琶记》又是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般认为,《琵琶记》版本的差别,总不至于影响到对它的总体评价.所以,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所收的《琵琶记》,就是用通行本系统的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向读者推荐的;现在有些研究者的文章,也还在使用这种通行本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论《琵琶记》

《琵琶记》没有列入《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南戏之内,不少人为它叫屈。王骥德《曲律》(1610)已经说不清这个说法的由来,但是一个来源久远而被公认的说法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南词叙录》称《琵琶记》的前身《赵贞女蔡二郎》为“戏文之首”,但《琵琶     

文情·文事·文法:毛声山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三维理论建构

清初毛声山批点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是明代以还《琵琶记》评点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毛声山从文情、文事、文法三维角度建构起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戏曲评点理论体系:"文情"的多层次性揭示了评点中情感与形式之间的张力,"文事"探讨了历史与文学虚构的原则把握问题,"文法"是毛声山艺术经验的理论总结,从而为今天建设民族特色戏曲理论提供经典借鉴。     

浅析琵琶曲《霸王卸甲》的悲剧表现手段

通过对《霸王卸甲》的背景、传谱、题材、演奏形式等进行探析,挖掘琵琶"以悲为美"的器乐特性,从表现手段上加深对乐曲艺术的理解和掌握。     

《琵琶记》与古代曲论的几个重要命题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的典范意义,在理论方面也引发了很多思考。经过考察可以发现,古代曲论中不少重要命题,诸如寓言、怨谱、本色等皆最先与《琵琶记》有关。由此出发,更可全面衡量《琵琶记》及其批评在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戏曲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清代“苦戏”风格论(续)

(一)怨悱而不乱的苦剧风格 《琵琶记》是元末南戏,又称传奇之祖。关于该剧的评价,上至明太祖,下至一般文人,记载甚多。甚至可以说一部《琵琶记》的流传史,便伴随着中国悲剧观念的发展史。清代毛声山父子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评点和总论,是目前所见最为细致繁密的专论文献。     

浅谈侗族琵琶歌

侗族人民,不仅勤劳朴实,而且能歌善舞。侗乡素有“耶乡歌海”之称。侗族文化艺术,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琵琶歌,便是侗族文艺百花园中最为鲜艳夺目的一朵。它是侗乡人民最为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本文仅就侗族琵琶歌这种民族文化艺术的起源、分类和韵律,作些粗浅探讨。一、侗族琵琶与琵琶歌的起源侗族琶琵与琵琶歌,源远流长。由于无文字记载,其产生的年代,难以作出较为准确的考究。但从侗族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中,可以初探其来历。侗族款词《斗萨更》(侗语,即     

论传统琵琶乐曲的定弦

传统琵琶乐曲在整个琵琶音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于《十面埋伏》、《阳春白雪》这类经典乐曲,人们通常会更重视研究其演奏技法和流派风格的传承,而较少涉及乐曲定弦的研究。传统琵琶乐曲的定弦种类大致有三种,其中以D调数量为最多。传统琵琶乐曲的定弦暗示了乐曲的和声语言及其音响特征,对于乐曲内容的表达起了重要作用。     

四大天王的谜底

走进古寺庙,一般都会在山门殿内看到"四大天王"的塑像。这四尊神像在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就有关于他们的描述:增长天王叫魔礼青,手执青光宝剑一口;广目天王叫魔礼海,掌碧玉琵琶一件;多闻天王叫魔礼红,拿混天珍珠伞一把;持国天王叫魔礼寿,抓紫金     

高明和他的《琵琶记》

《琵琶记》不愧为“驿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光”的艳冠群芳的长篇戏剧巨制,它可以和《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论相提。《琵琶记》散入各个地方剧和各种唱腔中,变化万千,各有特点,但无不以高著《琵琶记》为其兰本。几百年来,这个剧本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广大人民都追随着张太公对蔡伯喈的气恼痛骂而气恼痛骂,更追随着他对赵五娘的同情体贴而同情体贴。 《琵琶记》并非高明独创,早在南宋初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正唱蔡中郎”。可见这个故事早在公元十二世纪中期就在民间流传,惜无记载,细节无从推敲。南戏     

浅析唐诗《琵琶行》与琵琶艺术

琵琶是我国最具代表性和独特表现力的民族乐器,它与中国文学史中的唐诗有着甚为密切的联系。本文主要以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例,分别从琵琶艺术在唐诗中的表现和琵琶艺术对唐诗内容的表达两个方面分析了唐诗与琵琶艺术的交融。     

元本《琵琶记》生角主线与乡村士子困局的书写

晚近以来,《琵琶记》的主角经历了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认知变化,而当下通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也多将《琵琶记》界定为一部宣扬赵五娘仁孝贤德的戏曲,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另一主角蔡伯喈情节线索及其相关主题的理解。《琵琶记》对乡村元素的书写透露出蔡伯喈“以耕养读”的家庭出身,而贫寒如洗和人丁不旺的家境则强化了蔡父意图通过蔡伯喈科考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愿望。“伯喈思亲”线索的绵延不辍,隐含高则诚经营蔡伯喈主角、主线的良苦用心。这些信息皆指向《琵琶记》演述的是,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破解困局所导致的家庭悲剧。     

论《琵琶记》在南戏传奇中的地位与影响

元末明初人高明写就的《琵琶记》历来有“南戏中兴之祖”的称誉。谈到高明及《琵琶记》,明人张琦说:“自金、元入中国,……大江南北,渐染胡语;而东南之士,稍稍变体,别为南曲,高则诚氏赤帜一时,以后南词渐广,二家(指北曲、南戏)鼎峙”(《衡曲尘谭·作家偶评》);日人青木正儿说:“《琵琶记》实为南戏复兴之第一杰作,后日作南     

诗词与琵琶艺术的完美结合——浅析唐诗《琵琶行》与琵琶艺术

琵琶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最具独特表现力的传统弹拨乐器。在我国文学史上,留有大量赋咏琵琶及其表演的诗词。从这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琵琶艺术在中国具有异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诗词与琵琶艺术的碰撞交融,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表现和相互影响:诗词以文字形式将琵琶艺术加以记述、描绘,琵琶则通过乐音的形式将诗词悠扬宛转地展现给人们。这种相互表现和相互影响,就是诗词与琵琶艺术的完美结合。     

塑造悲剧形象 描摹琵琶仙乐 沟通心灵感悟——白居易《琵琶行》品读

白居易的《琵琶行》,出神入化地描绘了琵琶女弹奏的琵琶曲,成功地塑造了琵琶女的悲剧形象,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被侮辱、被贱踏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并由琵琶女的身世引出作者自伤自怜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抒发作者对遭受贬谪的愤懑不平。《琵琶行》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不愧为古典长篇叙事诗中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一朵奇葩。     

20世纪《琵琶记》研究范式论

20世纪的《琵琶记》研究范式,大致经历了从现代转型,到社会学范式主导,再到文化学范式漫衍的更迭递嬗。每一次研究范式的变迁,都从不同角度拓展与深化了对《琵琶记》的研究,反映了不同时期学术背景下的研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