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牖”──主客体审美关系调控的中介

在我国古典诗词上，“窗”、“隔”的出现频率极高，这不是修辞学上以窗代室的简单的“借代”，而是在我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生成的一种具有深刻哲学蕴涵的审美观的体现。纵观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离开来，而是坚定地认为人和整个宇宙实属一体，以儒家为主导的哲学现将人视为复杂的自然等级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认为，人因为只是阴阳两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中一物。所以人与宇宙实为一体，即“人与天一物也。”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于兹藐焉，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百其性。”即天地是万物与…     

唯有"文采"不成"文"——先秦"文"的三维建构

先秦的“文”,其涵义为一个一元形态下的三维建构:于天地而言,为天地之心的外现;于人而言,道德为质,合乎礼乐的行为为“文”;于文章与“言”,仁义道德为本;雕文刻镂之义,亦由礼而来。“文”上为天地之现象和意志及其显现,中为社会制度、发展规律与人的生命本体及其外化,下为文章与“言”的表现对象及其形式。其礼乐道德的义项贯穿于宇宙、社会、人的价值和文章与“言”几个层面,在宇宙层面赋予“文”存在的依据和文章法则;在生命层面赋予“文”主体的生命本质与价值选择,在文章层面赋予审美过程中客体的道德属性;使天道、道德、人与文章融为一体,从本体论意义上规定着中国文学及其思想建构。     

“和”为性情之德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和”为性情之德的形上学批判

"和"是王船山和合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宇宙万物"和"的实现,其形上学基础为"太和","太和"之气乃是构成宇宙之质料因;"天命"乃是宇宙万物之和的动力因。天人相绍,为宇宙万物得以"和"创造了条件。人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决定了人能"继天立极","继"使人之性情之德得以完成。     

张载人性论特征新探

摘要：在宋明理学家中，张载是最先系统重构儒家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以其“自立新说”而著称，突出展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天道观为基础，解决了人性的来源问题，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天人合一；二是张载认为人性“舍”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两”而成，二者之间形成蔽覆与被蔽覆的关系；三是张载于“知礼成性”外还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题，使其人性论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在天之极”与“在地之极”——王船山《正蒙注》中的天地结构析论

王船山在《正蒙注》中提出“在天之极”与“在地之极”的概念,从而形成一种天地结构,此天地结构对其工夫论有着奠基性影响。“在天之极”指的是神,即健顺阴阳之间相互感通的能力与功用。“在地之极”为五行中之土,而实即地本身,它为万物提供形的要素。神形之分即清浊之分,清通之神不能无碍地运行于重浊之形,“在地之极”其实是一种“分极”。但天道化生万物,实不能不通过地,且物之成形即各有其法则,此法则亦为物之构成要件,因此,地极与天极虽离而不离,但其间有等差。工夫论方面,若从天地之分的角度看,须超越形之限制,而有存神合天之学;若从天地之合的角度看,物之法则亦为人所当尽者,则有格物穷理之学。以“天道工夫”为主,而“地道工夫”辅之,“参两相倚以起化”,此为船山工夫论的总纲。     

儒家视域下生物多样性思想探赜

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儒家哲学基础是天地之气，气化万物，万物皆气之聚合。儒家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体现在：认为天地“广生”“大生”万物，万物来源同一，具有平等的生命价值；阴阳动态平衡机制使万物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和实生物”“和而解”的博弈机制使万物既竞争又和平相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有：自然万物承载着神秘的至上之道，“物莫不含神而具性”,神性使人类对万物产生敬畏之心；仁民而爱物是天所赋予人类的一种德性；万物一体，人与万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爱者优存”而不是适者生存乃是自然真正的演化规律。儒家爱护自然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知，而且还化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法律规范，约束制约着人类的行为。     

王夫之对《周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王夫之对古代易学历经四十年的潜心精研，建立了自己的易学。首先指出天的本质是太和清刚之气，把天概括为产生万物的理气的统一体，批驳了“天一理”说。在论述天地化生万物时，阐发了“乾坤并建”说，视“独乾”为异端，批判了老子和邵雍的天地有始说。王夫之把太极改造为极大至上的物质范畴，提出天地为宇宙的本体、万物是本体产生的作用、体用同时俱生的思想。王夫之的道器论，既指“道者器之道”，规律或准则是事物的规律或准则；又指“道”是万物的本体或普遍规律，批判了道器割裂的唯心主义道器论。王夫之揭示天地万物变化的根源在于“二端”，由于阴阳二气的交感作用，生生无穷。     

处物之道——朱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与西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有所不同，朱子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儒家传统“正德、利用、厚生”的特色。在朱子的宇宙世界中，人、物关系的论述旨在究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仁即生生即是要彰明人对自然万物的一种道德责任；而朱子的格物穷理理论目的便是要我们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明了以“取之以时，用之有节”作为我们的依物、待物之道。依朱子，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向度中通过人的自觉努力不断地实现的过程。     

朱子理欲新论

人乃千亿年流行大化所化之物,其与万物一样皆受流行大化物性所躯。欲者,流行大化物之动也。吾人为流行大化所化之物,岂能违流行大化物之动!作为有限者,虽圣人不能违此流行大化之物则也。朱子倡"存天理、灭人欲",非是反对吾人正常人欲,而是反对没有天理为基础之人欲。"存天理、灭人欲"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命题,不如说是儒家生命入精微致广大的存在方式。只有在每日存天理的主敬中、以天理贞定浸洗吾人之欲,吾人才能摆脱动物式的物拘,于天地万象森然的和美大中大正创生中,和顺积中,悲悯仁慈,神圣自由。     

论朱熹理学体系天人不合一的内在矛盾

“天人合一”是宋明理学的总纲与基本原理，也是全部入学的基本原理。朱熹理学体系并未到达真正的“天人合一”，天人贯通，而是利用概念歧义对天人之理作了不同解释，天人依然处于分割隔离状态。朱熹理学体系天人不合一主要表现为：一是宇宙论理路与人性价值论理路的矛盾；二是对“天人合一”之理——“仁”，的内涵解释理路的矛盾，即天地之性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     

大美自然：庄子与爱默生自然体验的审美会通

语词意义的交集是跨文化思想共性研究的基石。宇宙自然和天地大美是美国哲学家爱默生的散文与中国道家经典《庄子》论美的焦点。爱默生的《论自然》把世界万物的构成之法界定为Beauty,并认为自然之美是宇宙的一种表达。《庄子》则表述为天地大美,与道家的核心范畴“道”紧密相关。在中国文化中,汉字“美”作为天地之象有其文字学基础,“美”的字形最初即象征预示吉凶的自然天象。文章通过词语溯源和文本的对比分析,辨析出汉字“美”的初始意义、《庄子》大美的深层意蕴与爱默生作品中Beauty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并通过梳理书中对大海、丛林、时序、季候、晨曦、荒野等自然事象的书写和体验,总结出两部典籍的作者从大自然中悟出博大、和谐、光明、超越的审美属性,使精神获得提升。《庄子》阐释蕴藏于自然事物中的道性,借助的是寓言故事;爱默生的自然意象书写,表达的是对自然中隐匿的精神之我,即“超灵”的体悟。充满诗意的形象化语言,成为中美哲人穿越性精神交会的媒介。     

论《周易》宇宙观的生成逻辑

《周易》宇宙观的核心范畴是阴阳，阴阳之间的相互运作产生宇宙万物。用《系辞传》的话说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么，这一生成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认为，它大致经历了四种存在形式，即交、感、化、革。1．交《周易》首《乾＊坤》二卦，《象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能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资始”是资乾以为始，表明乾还不是始；“资生”是资坤以为生、表明坤还不是生。《易纬·乾凿度》云：“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独阴不成，孤阳不生，“阴阳相合，而生成之道存…     

从《吕氏春秋》的天人观看其存在哲学

宇宙生成是以气、阴阳为本的。天、地、人万物产生,体现了天地宇宙的生成之理:好生是宇宙存在的根本之道。天人同源,同类相感,不仅体现在行为的层面———天人感应;也体现在哲学认知的层面———本生、贵生、重生。这是人类因应天道而应遵守的生存之道,是人的一切行为的起始依据和最终归宿。     

儒家"类"观念初探

人不独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类存在”。西方哲学中的“类”观念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所标的的是物因其所具有的“共相”而组成的集合,而它在康德与马克思那里发生了某种重大的转型,使得一种更为始源性的含义被揭示出来。这种发生在西方观念系统中的转型开启了与儒家哲学对话的契机,并由此为理解儒家的“类”观念提供了新的立场和视角：“类”乃是人经由自身之自觉活动所实现的兼容同一与差异的存在样态,儒家目之为“群”。而“仁义”之道在“类”观念的视角下或可作如此解释：“仁”代表了人天然本具的与万物相感通的通性,这是作为个体的人得以参与到整体性构成之中的基础;“义”则代表了人能够在实存中容纳后天差异性内容,捍卫并成全特殊的、个体的“自我”之德性。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论庄子“卮言”的齐物旨归——以《齐物论》为中心的考察

《庄子·齐物论》典型体现了“卮言”的特征与旨归，并以“尝试言之”与“妄听之”为其要义。作为“尝试言之”的卮言，是一种“妙道之行”中对“万物之化”的观照方式，既不试图用“言”匡定“已而不知其然”之“道”,亦不企图以“言”支配“万化而未始有极”之“物”,故可与妙道之行谐行、与万物之化同化，此即“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此外，作为一种人文符号的“卮言”意在解除“辩”所导致的“相非”,“名”所衍生的“相轧”,而期许在与“妙道之行-万物之化”的谐行开放中敞开彼此、通达你我；人与人在“语言”中的相遇不应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强制灌输或倾轧凌辱，而应是“妄言者”与“妄听者”平等参与、共聆天籁的生命活动，在此意义上，“卮言”以其居间道物、通达彼我的“齐物”特性，为人与人的“相与于无相与”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理学道德本体论的生成进路

理学道德本体论对成德成圣的关注远重于宇宙万物的本原问题,其主要研究道德如何形成、道德的原因和根据,通过道德本体的建构赋予道德至上性和绝对性。理学家们从神秘性、主宰性的“天”开始,借助天的绝对主宰力量来强调道德的绝对权威;张载以性为本体,将道德的权威由外在的约束力量转向人的自愿自觉;程朱以“天下万物只是一理”将人世伦常的应然上升为宇宙存在的必然,但“理”的外在强制力容易使主体失去践行道德的内在动力,而在“心与理一”的过程中,“心”的感性作用又容易稀释“理”的神圣性。心学批评程朱理学“析心理为二”,提出了“心之本体”,通过“心”来体认宇宙存在的必然和人世伦常的应然并实现其统一,将人的主体性推向极致,但心的个体化、情感化将带来道德本体自我解体的危险。理学道德本体论生成进路的厘清,有利于阐释理学道德本体论的思维特点、理论困境,以及揭示道德本体思想如何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过程。     

王夫之“乾坤并建”的诠释面向——以《周易外传》为中心

乾坤并建是王夫之解易的重要体例,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易学上的鲜明体现。在《周易外传》中,对乾坤并建的诠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进行批判,以突出天地的本体地位和对万物的统领作用;其二,对乾坤所代表的知与能、易与简、纯与杂进行阐发,彰显乾与坤在万物的存在与运动中的不同作用:乾给万物以存在及其性质,坤给万物以存在之展开与性质发生功效的能量。乾为健,坤为顺;乾始物,坤成物;万物为杂,乾坤为纯,万物在健与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与运行。其三,太极有易以有于易,代表天地总体的太极就体现在万物之中,太极与万物是体与用的关系,以此拒斥道家的宇宙生成论。     

中国古代文艺创作个性论——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研究之九

中国古典美学把“和”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认为宇宙间的事物既纷纭复杂,又和谐统一。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大化流行,生生不息,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都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和”。因而,“和”就是美。《礼记·乐记》云:“和,故百物皆化”。《淮南子·汜论训》云:“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不     

张载心性理论对张伯端内丹学说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人性二元论确立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对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否为张载所独创,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就此进行初步考证,认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张载本人所独创,在理学创立时期,理学思想影响到了道教。笔者相信,这一事实一经确立,将有助于对理学大师思想原创性的认识,也将有助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互相影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