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问题与社会哲学的主题

秩序问题是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 ,是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深刻根据。它与一般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有着深刻的关系 ,构成一般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的核心主题。社会秩序成为社会哲学的主题 ,是由社会哲学的功能性质和秩序问题的总体性质所决定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哲学的核心问题 ,并受制于秩序问题。     

孟子与尼采人论比较

哲学是人的哲学,哲学家在探究宇宙万物的真谛时,不得不对人自身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有趣的是,在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上,对“人”这一司芬克斯之谜的破解,竟有许多相似之处。孟子理想的“圣人”“大丈夫”与尼采精心塑造的“超人”形象的相似便是其中的一例。     

理性思维的诞生——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及评析

理性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它渊源于古希腊哲学,直接孕育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之中。泰勒斯以“水”为万物的本原,扬起了理性的第一面旗帜。毕达哥拉斯把“数”看作宇宙本原,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之路;爱利亚学派的“存在论”则在理性的探索上实现了对感性的超越,探究知识的确定性,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物质结构理论实现对物质形态的进一步抽象,为科学理性奠定了基础。因此,探寻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本原论思想及其相互关系,对深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有积极的影响。     

重思哲学的定义——接续冯友兰先生的哲学遗产

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关于“哲学”的定义,我们认为,冯友兰从早年就坚持哲学需要以人生问题为指归,同时特别注重哲学的“普遍性”,这两大追求为中国哲学学科注入了重要的学科基因。然而因为冯友兰先生受西方哲学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理解限制,冯友兰先生一度把哲学的重心转向对于名言概念上的抽象的“普遍性”的关注,然而在《新原人》代表的思考中,冯友兰先生以“境界说”与“境界-工夫”合一的视野重新定义“哲学”,将中国哲学兼重视“普遍性存在”(“道体”)与具体性过程(“工夫”“经验”)的特质着重阐述出来,这一思路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哲学”与进行“哲学研究”还有着重要意义。如何在“交流对话互动”与“身心实际经验”真正实现“普遍性追求”是我们要“接着”冯先生的工作继续回答的历史课题。     

"上帝"与"爱因斯坦"--论牟宗三哲学中的两个隐喻及其对时代与世界的关注

从中国哲学与民族精神的立场出发,透过西方哲学而重新发现与肯定古老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基于儒家哲学为主干而融汇东西方哲学智慧的基础与支点,寻求“上帝”与“爱因斯坦”的沟通渠道,实现“价值”与“知识”、理想与实践的统一,重新找到世界与人生意义之根,找回世界与人生的意义,———这在混沌、多元与变动的时代中代表了一种洪钟大吕般的声音。作为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儒学大师,牟宗三自觉地充当了时代这一声音的传达者。通过对这一声音的传达,牟宗三为他的哲学思想作了一种儒家人文主义的历史定位。     

论哲学的“理性”

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有着不同的释说,这是理性的相对性一面。但哲学本质上是“理性”的,这又是它的绝对性一面,或称为“绝对的理性”。作为人类理性最高层面上的哲学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反思的理性”,在这意义上说,亦是“绝对的理性”。     

浅探王船山晚年工夫论思想--以《庄子解》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的“存神”为例

一般认为,王船山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的理论建树颇丰,相对而言,其工夫论方面则似有所疏略,至少没有特为强调。《庄子解》与《张子正蒙注》成书于船山六十岁以后,体现其晚年思想的发展趣向。“凝神”之于《庄子解》,“存神”之于《张子正蒙注》,都是极其重要的工夫论概念。本文将《庄子解》中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中的“存神”加以对照,试图从工夫论的视角探寻船山对于个体工夫与宇宙本体之间的哲学思考,初步发现此时的船山以神为核心,通过为功于气的方式,把个体修养与气化流行的宇宙联系起来,使工夫论纳入宇宙论的视域中来,这样,内圣之学就不拘囿于心性论领域,增强人对宇宙万物的责任意识。本文认为,从《庄子解》到《张子正蒙注》,从“凝神”到“存神”之重视,这中间体现出船山晚年对工夫论的思想发展,有其前后相续的内在理路。     

论前苏格拉底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西方哲学在诞生之际与其神话宗教传统有何种关系,这是希腊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连续性,另一种认为两者之间有一种断裂.本文通过区分前苏格拉底哲学中存在的三种思想倾向,即神秘主义、科学理性和哲学理性,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诠释.这种诠释,尤其是有关科学理性与哲学理性的区分,将有助于刻画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     

自身技术与精神境界——境界论视野下对西方哲学发展脉络的若干考察

福柯晚年提出的"自身技术"问题,若从中国哲学视角来看,可视作一种工夫论,但福柯这一学说的局限性在于,作为一种工夫论它是不完整的,因为其缺乏一种境界论的指导。境界论与工夫论二者是互相补充的,缺一不可,无境界的工夫论是盲的,无工夫的境界论是空的。从境界论出发,可获得考察西方哲学的一个全新视角。境界论问题是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盲区。然而古希腊哲学仍具有境界论的维度,柏拉图、普罗提诺、伊壁鸠鲁等人的哲学思想,在境界论方面亦以某种掌握智慧、具有美德之人为归宿。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境界论问题渐渐淡出西方哲学的视野。笛卡尔等人开启的近代哲学,其理性主义本身实际上包含两大前提:一,人具有某种自然光明;二,此种自然光明是可以自我扩展的。这两个前提其实可以扩展到理想人格之问题,即境界论问题。由此视角出发,可看到斯宾诺莎、尼采与柏格森三位哲人其实分别从不同方向论及了境界论问题。     

秩序微言

如果将秩序的应然目标视为秩序与自由的和谐，那么对强调人的社会活动、行为具有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的秩序观所可能带来的法律负面的担心就绝非多余。以“一致性、确定性”为核心内容的秩序伤害自由与社会，无论从形而上的价值观或功利主义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秩序问题不纯粹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讨论应该放置在相对确定的文化背景下。因此，从抽象意义上或许很难对“集体本位的刚性秩序”和“个人本位的柔性秩序”作优劣比较，然若将其放置于中国乃至东方文化传统中，则“柔性秩序”的建构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法律意义，即强化扩大私权，弱化规范公权，激活自律机制，鼓励私力救济。     

西方哲学中的实践与实践哲学

针对国内在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本文考察和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的含义和他的实践哲学思想,指出了实践的原初含义是指人的合乎理性的善的行为,主要包括伦理和政治这两个领域。因此,传统的实践哲学主要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其研究的内容是德性和公正这样一些社会秩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从而同理论哲学相区别。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强调了理论哲学的重要性,致使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实践哲学被忽视了,遭到了冷落。但是,到了当代西方哲学时期,由于理论哲学出现了危机,实践哲学正在不断地复兴。当代的实践哲学不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论,继续研究相关的问题,而且还发展了实践哲学,使实践哲学从部门哲学发展成为了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内容上更加关注生活世界,更加关注价值意义的建构。因此,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和极大的帮助。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西方非理性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初探

西方哲学的历史表明,西方哲学中理性精神和非理性精神、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对立始终存在,这一特征直到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才被强调出来。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对立面,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表述了人们关注个人命运和内心生活的愿望,它的产生是人类认识活动本身不幸而深刻的二元对立的具体表现。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寻求秩序与意义——卢梭社会伦理思想论析

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被视为“理性祛魅”后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大进步。卢梭将“政治的正当性与权威的基础在哪里？”和“道德的新基础在哪里？”这两个终极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悖论。鉴于现代政治的这一困境,他自觉地把秩序与意义的双重关怀置于思维的重心：在批判唯理性的“进步”秩序观之基础上,揭示了科学、艺术的进步与道德风尚的异化;指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文明、秩序、理性与进步本身的先天不足;建构了以“公意”为旨归的“道德共同体”与以“公民宗教”为基石的价值意义体系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德性生活。然而,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前瞻”与“后顾”的张力,卢梭也没有很好地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论康德哲学中的颠覆与回归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康德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他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颠覆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将认识对象依据认识主体而转移的思维模式确立下来，使以往独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依附于一种主体性的理论，开辟了先验认识的道路。这一颠覆，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面貌。颠覆亦是理性的一种回归，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依其职能各司其职...     

叔本华哲学的省察与反思

叔本华哲学既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者,又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引导者,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意义。叔本华的哲学“新思想”,可概括为批判绝对、批判理性、批判宗教、批判人生。今天我们省察和反思叔本华哲学具有新时代的意义。     

“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相通与互补: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真理论的关系探析

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点是实践;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核心问题———真理问题实质上就是实践问题;海德格尔真理论与马克思实践观有着不少相通或互补之处;从整体而言,当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超越马克思哲学,而海德格尔的真理之思,无疑是在马克思开辟的生存论路向上的一大步前进,而决不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终结”和“超越”。     

和平与战争的张力

和平与战争是历史上哲学家一直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康德、尼采和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哲学史上具有代表性。康德从理性出发，构建了一个普遍法制的公民社会，认为人类将随着理性的不断进步最终实现永久和平。尼采从权力意志出发，肯定战争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和平只是由于力量均衡导致的暂时状态。康德与尼采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因双方出发点迥异而很难得到化解。与康德和尼采不同，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为而不争”，提供了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另一条路径。探索这条路径一方面有助于平衡康德与尼采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东西方哲学在关于是否通过肯定人的主体性来解决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另一种张力。在当今人类依然面临战争的毁灭性威胁的背景下，东西方哲学亟需展开一场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深层对话，从而确保人类的持久和平与繁荣。